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梁漱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有一个探索和转折的过程，其差异在于各自所依据的理论不同。毛泽东等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在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后，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梁漱溟一派用历史文化观，在经历了对军阀统治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沉重思考后，看到了“农村立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很显然，这两种认识的趋同，就在于都把眼光放在了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之处——农村。

二

梁漱溟对中国的认识可概括为“结构特殊，文化失调，没有秩序”；毛泽东对中国的认识可概括为“阶级压迫，民族剥削，社会黑暗”。前者强调“复兴”，指出“乡治”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方法”，“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后者则强调“革命”，指出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社会的一切，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解放。这一文一武从1927年至1937年展开了10年之久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农村的10年土地革命，其主要内容在打土豪，分田地，发展革命势力。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在农村的10年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在通过这个运动，“实现政治重心经济中心都根植在乡村的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7）］。依作者愚见，这是二者在10年中以不同方式和道路探索和实践着的一种建国运动。但，这对二者来说，都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尝试。

秋收起义的成功与失败，逼着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普遍做法，在比较偏远贫弱的农村山区找到一个立足之地，重新冷静地思考中国革命的方式、道路和前途。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如果说，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看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还仅仅旨在配合和深化工人运动，那么，建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已使他坚信，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进行农村革命才可能完成。自此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30年底，建立了大小不等的10多个苏维埃地方政权，并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有了自己掌握控制的比较统一的政权组织。

在苏区，共产党所进行的土地革命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关键就在毛泽东等人紧紧地依靠农民。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使农民们很快地看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苏维埃与国民政府两者之间谁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和好处。共产党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交给农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持共产党、投身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

与毛泽东相反，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派人，围绕着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试图用“乡村建设”来拯救中国。1928年4、5月间，梁漱溟向国民政府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这是梁漱溟系统阐述其乡治主张的第一份文献。他在建议书中解释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标名“乡治”。“乡治”一词，沿用古语，在中国古代有此一种制度，充分涵有今日所谓地方自治意义在内。今欲提倡建设一种中国化的地方自治，故特标定此名。［（8）］第二，培养国民新政治习惯，为什么要从一村一乡的小区域开始？好处有三。“一则利害切近，所有问题皆眼前易见，易于引起注意与过问。二则范围小，则其有所过问有所主张活动，易于见影响生效力，必其注意力所及，活动力所及。三则人事熟悉，情谊得通，易于合作。”［（9）］由于多种原因，梁漱溟此时的主张仅限于宣传和鼓动，尚未真正付诸实践。一般将其视为实行乡治的第一阶段（或称准备阶段）。

1929年秋，经王鸿一介绍，梁漱溟到河南筹办村治学院，起草《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并任教务长，主持具体工作，次年又接办《村治》月刊。一般把梁漱溟在河南实行村治，看作乡治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有了重大差别，或者说变化。即在广东办乡治是为了培养国民新的，西方式的政治习惯，奠定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础；而河南办村治则是要培养国民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最后目的也不再是为了实现西方政治制度。这是因为，此时的梁漱溟在中国出路问题上又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把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作者注），很像样站立在现在的世界上。”［（10）］以往“自救运动正是祸国运动”［（11）］。根据这个新认识，梁漱溟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即“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