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呢？梁漱溟认为，只有统一才是出路。中国问题的“苦闷之焦点”在于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19）］于是他提出，中国政治问题要分两步解决。树立统一稳定的国权为第一步，有此统一稳定的国权，即可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建设一个政治上达成民主主义，经济上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须到建国完成，方为政治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为第二步。［（20）］“政治的根本在文化”［（21）］，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由文化失调这一根本问题而引发出来的。因此，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从文化上入手，而解决文化失调又必须从乡村建设开始，才能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由此，他又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在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22）］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共谈了15个问题，非常熟练而准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对中国过去和现时社会进行了解剖，对中国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与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作了严格的辨析和认定。充分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才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23）］。

毛泽东通过对周秦以来中国的历史特点的分析，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决定了在中国进行革命，就必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24）］既然第一步是为着实现民主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就是民主主义革命。但毛泽东强调，以十月革命为界，“在这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25）］这一新旧之分，强调了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变化。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即“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6）］“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27）］

很明显，毛泽东不赞同梁漱溟把中国社会看作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而强调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其核心问题；也不赞同解决“文化失调”是中国的出路，而是强调，由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出现的政权断裂和分裂，其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及其中国的失败，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28）］因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只能是进行民主革命，别无他途。［（29）］而梁漱溟也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共产党1927年到1937年的所谓土地革命，是“劳而无功”，是“政治上的失败、政治路线错误”。［（30）］

四

通过前文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对毛泽东、梁漱溟就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和主张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概观。就争论和对立来看，诚如他们双方对对方的批评那样: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则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31）］

作为今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趋同与差异呢？

所谓趋同包括:毛泽东、梁漱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应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看到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而且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下；中国社会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缺乏一个（或者说根本没有）强有力的顺乎民心的中央政府；广大的农村和占人口80％的农民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西方文化的冲击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紊乱、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失调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