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王明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富农与地主不同。地主完全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富农则大部分本身参加劳动，因此他们既是剥削者，又是劳动者。而且在他们的剥削中，除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外，主要的是采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当时是“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 。因此，对于富农应“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 。王明不但不主张让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而且主张富农只能分坏田，而且对于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要反对，实际上就是主张从经济上消灭富农。在他的“左”倾政策下，各根据地的富农不仅大部分从经济上被消灭了，他们分得的土地有的还一换再换，有的甚至被编入劳改队，连生活都没有出路。这种过“左”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很坏的影响，正如1935年12月6日《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所指出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常常造成消灭富农的倾向，以致影响到中农群众，使他们不安，他们对于发展生产力减少兴趣。这不但会推动富农积极起来同豪绅地主联合反对苏维埃政权，而且给他们造成了附和他们的中农群众。”

其四，王明借反对富农提出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种种方面进行无情的斗争，大反“富农意识”、“富农路线”，并说要从群众组织中、政权组织中、党及少共组织中“坚决的排斥和肃清富农和富农意识的分子”，也是完全错误的。前已说过，到1930年土地革命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的时候，党、政权及群众组织中即使还有富农分子，也已经为数不多。有的党员、干部虽然出身是富农，但已在革命运动中改变了他们的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甚至骨干，决不能把他们再看作“富农分子”。有的人即使对富农斗争不坚决甚至同情富农，也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问题，决不能把他们看作有“富农意识”，甚至是“富农意识分子”和执行“富农路线”。王明主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开展无情的斗争，并要从党、政权、军队及群众组织中肃清“富农分子”和“富农意识分子”，实质上是以此为借口排斥和打击不同意他的“左”倾主张的同志。这种严重扩大化的所谓“反富农斗争”，在各革命根据地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把大批出身于富农但已改变了立场和积极反对这种“左”倾的好党员、好干部、好战土、好同志开除出了各级组织，削弱了党、政权、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力量，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其五，王明对于李立三、维它(瞿秋白)及其他同志的一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王明对李立三土地政策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如批评当时土地暂行法令上规定的 “立刻实行组织共耕”、“组织集体农场”、“绝对禁止土地买卖”、“不分土地给红军兵土”的错误办法等等。但是，有些批评是没有根据和自相矛盾的，特别是他对李立三在富农问题上的批评。他一会说李立三等“主张联合富农”，在客观上“执行富农路线”、“富农意识”，“始终企图(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中国土地革命成为少数富农的，而不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 ；一会又说“在他们看来，只有或者联合富农以至完全不动富农土地的富农路线政策，或者完全没收富农土地，甚至现在即实行‘消灭富农’的‘激进’办法和空想政策” 。其实，“联合富农”的口号并不是李立三等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中共中央1929年10月在给毛泽东、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信中首先提以来的，李立三对富农的态度是主张既要联合又要反对。他在1928年写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一文中，就说按照蔡和森的观点，在策略上倒“一定要达到完全‘联合富农’的观念上了”，他认为中国富农“具有资本的剥削，是乡村资本家，这是与封建地主阶级矛盾的，当然是能革命的；但是他兼具有半封建的剥削――‘田租’‘高利贷’的剥削，那就在反封建斗争的时候，也就有与地主阶级联合反革命的可能。因此对富农的策略，就因为他本身的矛盾性，而产生一个矛盾的策略，就是一方面要联合他，同时又要反对他” 。应该说，李立三的这个认识远比王明的“左”倾主张正确得多。即使李立三同意过“联合富农”的口号，也不能扣上“执行富农路线”、“富农意识”的大帽子。至于说李立三等主张“完全没收富农土地甚至现在即实行‘消灭富农’的‘激进’办法和空想政策”，则更是莫须有的事。事实上正如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所指出的，把 “没收地主土地”改为“没收地主与富农土地”这种“左”的观念的代表，正是陈绍禹即王明自己。

王明对维它(瞿秋白)等的批评，绝大部分也不是事实。例如王明指责维它等对于李立三绝对禁土地买卖等“左”的错误“不加以丝毫的指责和打击”，对于“强迫共耕”、“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不加以任何的打击”，对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根本不提到”，并说他们“公开地继续着富农路线的要求和办法” ，都是不存在的。瞿秋白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中曾明确指出:“用强迫的办法去建立苏维埃国立农场和集体农场(共耕)——这种办法现时民权主义之革命中不能用，就是将来到社会主义阶段也是不能用的。我想那些现在就没收富农全部土地，不许土地买卖，不许租佃(资本主义的)，就算是贫富均匀保证剥削关系净尽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这会场上也许没有了。……”并说“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一定要加深。但是同时要坚决的反对动摇中农的办法”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中也曾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因为现在尚无全国的胜利政权可言；不能将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即解释为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并且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反对富农之阻止分配土地的意识”，但“对富农有两种左倾毛病，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不但不应如此对待富农，在目前这样做，更加要动摇中农的” 。至于王明指责维它等“公开主张‘没收富农土地’”，连他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不对的” 。实际上，王明一再批判维它等同志，关键并不在于维它等没有批评李立三的错误，而是在于维它等同志是不同意王明的“左”倾观点的。

至于王明批评一些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同志“只反对富农的‘半封建性半地主性’而不反对他的‘资产阶级性’”，“是非常错误的观点” ，前面已经说过，更是明显错误的。另外王明批评亮斌（左王右斌）赞成“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指出应该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虽然是对的，但他把“没收一切土地”看作“托洛斯基派的口号” ，“帮助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口号” ，显然是无限上纲，乱扣大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