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中曾说: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还因为如果我们不分给以必要的土地财产，他们就会去抢，去偷，去讨饭，弄得社会不安，农民反受损失。……我们这样做，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 实践证明，这样做对于发展生产、社会安定以及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都是有利的。王明主张地主不分田，实际上就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这就不能不将被没收土地后的地主分子逼上绝路；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有的地主也确实因没有生活出路而被饿死，有的则被逼逃跑和进行破坏、报复，增加了革命的阻力，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关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问题，是因为这样做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影响贫农和中农的团结，从而影响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土地革命的目的本来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做法，不仅平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还将贫农特别是中农的土地拿来一起平分，这就必然使一部分占有土地超过土地平均数的中农拿出一部分土地，因而不能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恐慌和反对。而坚定地团结中农，是土地革命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农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土地革命的进行。因此，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做法，与土地革命阶目的和宗旨是相违背的。

关于土地国有的问题，即分配土地后土地所有权归谁的问题，也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土地国有这个口号，最早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它的实行对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以后列宁进一步指出: “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顶峰’，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胜利以后，俄国便在全国实行了土地国有。根据列宁的论述和苏联的情况，共产国际也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实行土地国有。但是，这个口号在当时是脱离中国的国情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西欧的领主制和俄国的村社制是很不相同的，土地使用非常分散，千百年来一直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在农民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观念。他们参加土地革命，并不仅仅是为了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是为了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必然与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相抵触，不利于调动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便指出:“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况是很不好的。”根据这种情况，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根据地便陆续改变了土地国有即归苏维埃所有的政策，宣布土地分配后即归农民所有。王明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只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宣扬实行土地国有，甚至说这是“根据于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和自愿地对于土地私有权的放弃和废除”而实行的，完全是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出发的。

至于王明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思想和政策，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他在这方面的错误，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对富农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处在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中国的富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农在很多方面是有所不同的。它既通过出租土地、雇工经营等手段剥削贫苦的农民，但它本身又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发展很不充分，有很大一部分还带有小生产者的特点，不过生活较为富裕而已。因此，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中，往往采取同情或中立的态度，有的甚至也会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只是到革命逐渐深入、触及他们本身利益的时候，他们才常表现出消极中立或仇视的态度，甚至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但即使在这时，也并不是所有的富农都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因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对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地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应该说，这种认识和策略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当共产国际执委会1929年6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一封《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根据苏联正在消灭富农的情况，指责中共六大及其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最重大的错误”，强调应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富农以后，王明也接连发表文章，鼓吹加紧反对富农来。他不分析具体情况，笼统地说当时富农之所以参加甚至领导农村斗争，“并不是为的革命，而是为的和缓革命与消灭革命，为的反革命”，完全是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出发的。

其次，王明对当时根据地形势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到1939年，各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已广泛展开并逐步深入，农村政权已大部得到改造，掌握在了贫农、雇农手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坚强支柱。王明却说什么在许多苏维埃农村中不仅富农意识占着极大的地位，而且富农以至小地主的成分还在群众组织以至党的组织中占着不少的地位，即使不是富农分子，也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表富农意识，有意的或无意的执行富农路线，甚至说什么因“乡村党的干部多半是富农分子”等原因，“以致土地革命不能深入，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不能达到应有和必需的程度，雇农贫农不能形成乡村中的革命基础，已成为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异常严重的问题”！ 总之，在王明看来，农村根据地的形势简直一片漆黑，党、政、群不是为富农分子所把持，也是在执行富农路线。他不顾实际情况把问题说得这样严重，无非是为他鼓吹反富农的理论和借反富农斗争以全面推行他的“左”烦冒险主义制造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