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狮”曾琦在五四
2009年05月02日 20:41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醒狮派,又称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左派和当时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国家主义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运动的死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国家主义派的主要代表是五四运动时期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一部分成员在法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党,以及该党党魁曾琦、李璜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一起创办的《醒狮》周报,故而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

近代以来,西方侵略之下的中国因感到国家民族濒临灭亡而产生普遍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往往反映为一种仇外的情感以构成团结的力量。从民国初年,各种政治集团不断地提出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构想。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醒狮派所推动以“ 国家至上”观念为主的国家主义思想风靡一时。

民国时期, 醒狮派等各种集团纷纷出现,它们试图立足于政治文化共同体, 建立民族国家。醒狮派国家主义思想是主张树立“国性”, 以建立全民共和的政治思想。他们强调集体意识,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功能以及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他们所进行的国家主义运动 一方面以教育人民,造成公论以及组织团体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 另一方面要实行他们理想的国家主义。 他们将国家主义作为团体的共同信仰,企图教育培养为国家牺牲的国民 ,建立以爱国为国民最高道德的社会, 但只重视统一性或单一性, 而漠视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醒狮派主张在明确的主义与严格的组织之下,推进民族与国家意识的现代化,从而产生以“ 国家”为中心的强烈的社会凝聚力。醒狮派的代表者为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其主要成员大多曾经是“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们开展了一连串的国家主义运动以期树立“ 国性” 培育国家至上的概念, 建立全民共和政治。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是在国家不独立不统一的普遍的危机意识中产生的。五四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膨胀更使醒狮派感受到一种民族文化崩溃的全面性危机,醒狮派鼓吹“ 集合起来便是力量”, 号召民众认清“ 国家”对个人的意义,个人对“ 国家”的义务所在。他们努力以国家观念来激发人民的爱国心,从而形成社会凝聚力。在这一过程中,以国家为核心的统一观念的形成最为紧要。

醒狮派追求的是以社会来改革社会,从而逐步改革政治,反对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宣称不利用已成势力,不依赖过去的人物, 所以军阀是醒狮派攻击的对象。段祺瑞密缔中日军事密约,谋二十一条之实施引起了留日学生群激烈的反对。在东京成立的“ 留日学生救国团” 议决全体学生罢学归国。这次归国学生达千余人,包括后来醒狮派的主要人物曾琦在内。1918年8月,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1919年曾琦撰写了《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6 后易名为《国体与青年》一文, 对爱国青年影响深远。 同年7 月1日, 北京爱国知识青年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倾向于共产主义者与,倾向于国家主义者之间关于“ 主义”的激烈争论. 当时 曾琦、李璜等人在法国留学, 由于临城匪案西方舆论激昂, 列强倡议组织国际警备队共管中国铁路 而且法国巴黎报纸更诬中国为“ 匪国”。因此在法华人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而发起组织“ 各团体联合会”。巴黎中国共产党留欧总部等已成立, 因其有严密的组织, 势力愈来愈扩大。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与实施引起曾琦他们的反对。由此, 在各团体联合会上,曾琦他们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曾琦个人也感受到了巴黎共产主义者的年轻领导者周恩来的势力扩大.为了对抗共产党, 他们于1923年12月在巴黎创立了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要求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任何民族、宗教、阶级、党派、个人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极力鼓吹超阶级的国家意识. 他们主张“ 国家先于个人”或“国家至上”的观念 以实现“ 全民革命”,反对“ 阶级斗争”与“ 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 阶级斗争”会“ 减少对外的力量”, 国民应该同心对外, 以图谋国家的独立与统一。醒狮派非常恐惧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 企图断绝共产党与工会关系。两派的关键冲突在于对民众的宣传, 即两派都把他们自己的理论宣传到民众, 要集合起民众的力量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理论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激烈抨击。以后中国青年党便在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国民党内部左右的对立状态下成长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醒狮派与军阀联结, 而拥护五色国旗,主张实行联省自治、职业代表制、民主集权, 反对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当国民革命不断推进时, 醒狮派更积极依靠军阀图谋生存, 改变了初期所构想的理念以及政策。

醒狮派成员从巴黎回来后 ,1924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中国青年党的机关报, 宣传他们的国家主义思想 ,努力寻找理论方面的根据. 因为理论会把独立的每一个个体变成同质性的集团, 产生巨大的力量. 他们首先致力于确定国家的定义与价值. 醒狮派早期的理论奠基者李璜在《醒狮》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来论述一问题. 李璜认为国家是一定土地内之人民行使其主权之现象, 是有人格的独立个体.他主张树立“ 国性”, 即国家的人格, 是“ 一个群体的自我” .余家菊认为“ 国性”的基础在于国家意识与国民灵魂( 国魂) . 这便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有人格的个体. 这种集体意识是社会的精神象征, 有着自己的特性!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式, 完全像个人一样. 这种国家的人格化理论在霍布斯、黑格尔、伯伦知理、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中可以看到. 这些学者都把国家看待为一个整体, 而不是每个个体.醒狮派进一步将国家人格化 ,提出了“ 国性”观念, 通过以公德为主的国民道德教育, 塑造一个新的国民理想人格. 醒狮派赋予这种人格化的国家以绝对的权力, 把“想象的共同体”(指国家)变为具有最高权威的实体, 这样就可以把它变成为崇拜的对象.这种国家人格化的工作, 便是醒狮派国家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使命。

此外,醒狮派显然还受到德国社会学家涂尔干(Zmile durkheim)所称的“集体意识”的影响. 李璜在法国留学时, 特别关注社会学, 钟情于当时影响非常广泛的一个学派—— 涂尔干学派。

涂尔干曾在《社会分工论》(1893年)中说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即一群个人怎样才能组成一个社会, 且这些人怎样才能使社会达到“ 协调一致”. 涂尔干的理论划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 一是机械团结, 另一是有机团结. 以机械团结为基础的社会, 它的分工极不发达, 但是它有强烈的集体意识. 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 它有高度发达的分工, 随着分工的扩展 ,社会中的个人与个人和群体越来越相互依赖. 这种广泛而高度的相互依赖产生一种团结感. 醒狮派希望中国发展到有机团结的社会. 李璜强调社会分工与精神统一之间相关的密切关系, 他认为社会分工是国民精神统一的要素. 李璜说“ 分工愈繁而一社会中彼此需要之相供给愈多, 因之而连带关系密切 ,可以说国家成立和进步的原故”, 又说“ 一个国便是社会分工的总场所. 县与县的连带关系, 省与省的连带关系, 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从来便非常密切, 就因为互有贡献, 互有需要, 以至于不能一日各各分离以有生活, 国家的统一便大半建筑在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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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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