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狮”曾琦在五四
2009年05月02日 20:41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醒狮派为了重建以国家为中心的新社会秩序, 借着传统的道德意识, 引导出爱国思想. 即他们认定“ 爱国”为国民的最高道德, 国民应觉悟而为国家奋斗. 醒狮派的目的不仅仅是将国民变成为“ 良好的公民”, 而且要变成为国家能够牺牲自己的“ 国民”。 李璜说“ 不只要中国人消极的当一个良好公民便是满意, 我们是要他积极的能够牺牲私利而竭力服务国家的这种精神. 因此我们标出国家, 便是指明眼前公利所在的社会”。 胡国伟主张以这种牺牲精神来审断爱国行为之真伪,“以至为国而死者, 乃是真正爱国, 这种行为便是最高道德的表现”。这里可以看出醒狮派所谓的国民不仅指国家的构成分子, 而是指属于国家、把自己的利益奉献给国家的“ 国民”, 这种国民在国家遭难之时能起来为维护国家与民族而奋斗.

醒狮派希望人民要将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体. 曾琦说民主国家之最高道德在“爱国”, 实则爱国即爱己. 李璜也说“ 国家主义便是主张国民个人的意识要与国家社会的意识沟通而打成一片”。李璜认为个人与个人权利之冲突, 党与党的权利之冲突等,只要祖国观念发达, 能以国家为前提, 便可以解决. 在积极方面还可以由爱国的信仰, 集合大家的精力. 李璜说真正的国民视祖国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 而且每一个国民都要以代表本国的精神自命。

醒狮派确信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共同了解与共同追求的国民理想. 在国家民族方面要求个人生活与国家生活合一, 以建立一种完整的集团主义. 这样, 个人消失于全体的社会中, 大家一旦有了共同的希望, 便会有共同的责任, 每个成员都发生对社会的责任. 因此醒狮派认为在国家危机沉重的情况下, 为了国家的利益应牺牲个人方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李璜认为责任便是良心上的承诺, 是伦理上的第一义。国民应该遵守这种承诺而对于祖国尽保护的责任. 因此“/ 真能爱国者即是真能牺牲其一己之私利以为国家之公利, 是为国民道德之极致”。李璜根据黑格尔的“绝对国家个体说” 主张“ 个人自由”,应当为政治社会牺牲,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客观的精神(社会),当包含所有主观的精神(个人)以成就绝对的精神( 国家)”。李璜还借用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说的生物学上的环境说、遗传说、感应说, 将精神生活的来源看作大半是社会的影响. 例如 一个社会里众人都爱国, 潮流所及, 一个人便不能不爱国.李璜要利用这种互相传染的社会心理引导出国民的爱国心.因为在他看来, 一个国家里的人无法逃脱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民族性. 李璜指出, 一个社会只有具备了一些伦理主张, 这个社会才有道德价值. 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也含有社会性, 个人在社会里都应互相尊重、遵守道德规律. 因此他赞成康德式的道德观念. 康德认为国家以维持社会秩序为最重要的目的,设法律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而均衡与他人的自由. 康德认为人的意志和行为必须符合和遵循道德法 才是善良. 这便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使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协调一致.

至于个人之间的道德, 醒狮派声称国家主义是保障个人而非压抑个人, 认为国家利用其政治权力可以使国民人人得到自由.又说真正的国家主义莫不由“自由、、平等、博爱”而来.但是实际上, 醒狮派对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不是正确地了解. 例如, 丘椿提出实现国家主义的四大原则说:“ 一个民族的福利和其他民族的福利绝对平等;,一个民族的行动有绝对的自由; 一个民族的行动对于其他民族有损害的时候, 这行动应该受公共的裁制; 一个民族的福利和其他民族的福利冲动的时候, 我们应该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判决曲直的准冲.”这是从功利主义者边沁与穆勒 等规定“个人之间”应有的道德标准而来的. 丘椿自己也承认说“ 穆勒根据这四大原则去实现个人主义, 我也根据这四大原则去实现国家主义”。 因此, 他们只是借着西方启蒙思想,强调国家的集体意识与价值, 而不像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 曾琦认为卢梭的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导源, 其在思想上的影响颇大, 但是考虑到中国历史则有不符合的地方. 因为各处文明发达的情况与各国家社会的情形都不相同, 其说只是“ 理想的学说” 且“ 不能称为健全的学说”。 不过, 对卢梭“公共意志”的观点他们表示赞成. 曾琦说“ 个人在社会只能有“相对的自由”无所谓“ 绝对的自由”。况且牺牲一时的自由 以求永久的自由, 牺牲部分的自由, 以求全体的自由 ,这正是理所当然。 李璜也说过国家主义是根于卢梭的主张, 基于国民全体的志愿.实际上醒狮派只认识到个人服从于社会的“ 公共意志”观念而已, 并不是主张个人的“ 自由意志”。 其实醒狮派不完全理解卢梭的思想, 换言之, 卢梭指出国家起源于人民的自由意志, 是从人在自愿的前提下为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订立的一种社会契约关系. “ 公共意志”并不是强制力的意思, 而一定通过个人的“ 自由意志”来决定. 这意味着卢梭认为“自由意志”通过“公共意志”来获得更高尚的自由. 卢梭把国家看作是“ 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 这里卢梭把社会生活的理想与个人的自由看成一致, 这是最高的道德律.因此 个人的自律性与外部压迫的强制性的服从根本不同.为了保障每个人的个人权利, 卢梭又提出主权权力是有界限的, 而且主张个人的自由与对共同体的服从之间的调和.卢梭说明这种调和的时候, 并不是从法律的观点出发, 而是从道德上来加以说明. 但是实际上,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 公共意志”等理论不仅影响到民主主义理论, 同时也成为民族主义理论根据.即卢梭的服从“ 公共意志”的理论往往被醒狮派借用来坚持“ 国家至上”的权威性.但是醒狮派忽略了卢梭所主张的“公共意志”是基于个人的“ 自由意志”的一面. 只强调共同体的自由, 且将“公共意志”看成调解社会的强制力. 甚至于李璜在《国家主义与现代政治》一文中说自愿的牺牲并不是牺牲. “ 民主政治之下, 一国国民也不能说对于他的个人自由便完全无所牺牲, 不过这种牺牲是他个人自愿的 ,是由多数取决定为法律. 而大家乐意遵守的罢了”。 他确定“ 个人自由的决定要为国家去牺牲, 这就是国家主义”,但是人本来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利益的, 所以要提倡牺牲或最高道德, 必须用各种教育的方法来养成国民以国家为前提的观念. 李璜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那威斯的话说:“ 国民道德,爱国观念是全靠小学校历史课去耕种的”, 相信“ 真诚的坚固的爱国思想一定须很早的在小孩子心中就建筑起来”。 因此他看重小学的国民教育, 依靠历史地理教师的训练, 要以沟通国民情感而实现精神上的统一. 他按照当时世界之趋势而致力于“国家主义”的教育和“国家思想”的培养。

中国人在传统国家专制的官僚控制体系中,向来缺乏自由意识与个人权利的观念, 还谈不上以自主的力量而团结成一个社会性的国家共同体. 醒狮派因此主要依靠呼吁国民的“爱国”与“道德”的传统思维方式而结集社会力量.一般来说 作为集体的成员, 他们模糊地感觉到有某种高于他们个人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先于他们个人而存在的社会力量, 并且要比个人存在得更久, 个人在无意中崇拜的就是这种社会力量。这种通过培养国人的道德, 并以道德力量来进行社会动员, 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 醒狮派在寻求实现他们国家主义理想的过程中也运用了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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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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