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了这一步的袁世凯，若能如魏主曹操那样，有一点忍性，就此打住，那么“中华民国”或许还能在他的总统专制下苟全。但他非要做一个黄袍加身的独裁者，非要将国家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非要让自己领略一下被他逼退的清王室曾经领略过的痛苦。

现在我们回看民国建立以后到1920年这段历史，虽然线索繁多事件无数，但主线是清楚的――这段历史，主要是围绕《临时约法》而展开的、北洋军阀与革命党的对角戏，中间夹着立宪党人依违于两者之间。革命党因为没有自己的武力，在与北洋军阀斗争时每每处于下风，因此当屡次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改弦易辙，想方设法造就自己的武力，壮大自己的政党。到1928年，拥有了可靠军队并经过改组了的国民党，在拥有底层被压迫民众的共产党配合下，终于北伐成功，打败了宿敌北洋军阀，为中国政治另开了一个局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武力统一的任务压倒了共和宪政的议程。

同革命党人一样屡屡遭受失败的立宪党人，以及革命党的温和派，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没有培植自己的武力，也排斥俄国式的激进革命。在统一的无望当中，他们设法依托南北分裂后崛起的一地方小军阀，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开始了一场以联邦主义和省宪自治为核心的“联省自治”运动――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他们自清末以来对宪政主义的追求。

学理上的联省自治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第二，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组织联邦制的中央政府，如此，既便于弘扬民主法治，消解军阀势力，又可以解决南北之争，完成国家统一。这个理论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推崇，比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熊希龄、范源廉、汪大燮、孙宝崎、王芝祥、钱能训、谷钟秀、林长民、张耀曾、褚辅成、章士钊、张东荪、胡适、朱经农、丁世峄、李剑农、蒋方震、王正廷、王宠惠、张继、曹亚伯。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其中有许多人，便是旧国会中的进步党人和国民党温和派，或者说，从前立宪派和后来国民党的非左派，基本上都跑到联省自治的行列中来了，其中最著名的如梁启超。作为清末立宪派领袖，后来又成为进步党领袖研究系领袖的梁启超，曾经是一个标准的中央集权论者，当民国初年戴季陶章士钊鼓吹联邦主义时，梁氏大骂联邦论是封建土司思想。他相信一个国家要由一种中坚力量来维持，因此设法与北洋军阀相结合，希望去引导他们改良他们，第一次想改良袁世凯没有成功，后来又想改良段祺瑞，为了助段氏打击政敌甚至支持督军团干宪。然而，北洋军阀不但未能成为国家的中坚，反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经段氏改造后的国会，更成为皖直两系官僚政客的俱乐部（新国会俗称“安福国会”，选举形同指派，研究系仅得20多个席位），梁氏及其党人再一次被抛弃。至此，梁启超对北洋军阀及其武力中心主义失去信仰，转而致力于联省自治运动。我们从梁启超的转变，可以看出许多类似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随时局而演变的轨迹。

联省自治之说兴起后，马上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支持。这些游离于南北大军阀之外的地方小军阀，为了取得割据的合法性，同时为了借重地方社会力量和舆论支持以抵御大军阀吞并，极力附和联治理论，从而使这个理论得以在实际中运用，成为一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政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有一个值得注意却常被忽视的方面，即它动员了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参与。立宪派本身是有社会基础的，它的基础是绅士阶级。立宪派温和稳健、维护既有权威、不轻易诉诸武力等等特性，体现的是作为有产者的绅士阶级的政治立场；而以地方权力为主体构建政治秩序的省宪自治方案，十分有利于大小绅士参与政治扩张权力，因此，绅士阶级实际上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中坚。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普遍接受民治主义和平民政治思想的知识界，以及许多公民团体，看到民国以来军阀政府一败涂地的政绩，以及官僚政客许多的无耻行径，深感失望，也自觉加入到联治运动的潮流中来，期待唤起平民的政治觉悟，通过人民的自治，自下而上地改良国家政治；而最普通的人民，基于摆脱战祸保护家园的朴素情感，对于排斥外来军阀以本省人治理本省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愿意认同。所以，联省自治不是一场简单的小军阀的割据运动，它还包含着各阶层人民追求和平民主，进行自决自救的一面。

1915年8月，为袁世凯当皇帝摇旗呐喊的筹安会登上历史舞台，帝制运动公开进行；与此同时，反对帝制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党的激进派、温和派、被袁世凯玩弄抛弃成为政治失业者的进步党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形成反袁的政治联合；在北洋派内部，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有势力的军阀官僚，怀着有朝一日自己当总统的心思，也对帝制运动消极抵制；一般民众，看到一向稳健的进步党人积极反袁，不再认为这是革命党的捣乱，况且袁氏数年来的统治已令他们由拥戴而转为厌恶愤恨。如此弥漫国中的反袁气氛，最终成就了一个再造共和的英雄――护国军领袖蔡锷。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准备登基之前，蔡锷在云南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于两天内取消帝制，否则挥戈相向。袁世凯如所有利令智昏的独裁者一样，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于是护国军发动，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于四面楚歌中不但同意取消帝制，还同意恢复责任内阁制，自己只做虚位的总统，然而他的部属冯国璋，扮演着袁氏当年对清廷的逼宫角色，并不给他退回来当总统的机会。一世枭雄穷途末路，不几日便羞愤成疾，气绝身亡。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中华民国国体得以保全，《临时约法》以及根据约法产生的国会，经过一番周折后也得以恢复。然而，内阁总理段祺瑞受不了这个有着许多国民党人和异己分子的国会，一定要将它改造，由此就生出许多的纷争和乱事，闹得乌烟瘴气，最终闹出一个护法运动和南北分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