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思想意识的变革和思想的发展一起，出现了社会的改革。“五四”之后，传统的家庭制度开始衰落，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旧的家庭和氏族制度下，中国青年竭力维护他们的人格和在社会中的权利。一种以更大的社会的结合代替家庭和民族约束的倾向逐渐表现出来。妇女的地位开始提高，成立了男女合校。妇女开始从传统伦理、社会和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扶植了一个更活跃的妇女参政运动，把妇女带入了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实在说，这个运动引起和推动了一场“家庭革命”。

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是地主地位逐渐衰落，农民不安分，城市居民政治活动增加和劳工问题重要性的增长。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但它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现象上。五四运动发生分裂，城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利益冲突变得更为明显，劳工运动势力和组织开始增强，并带有政治色彩。劳工虽然没有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但它通过与运动的合作，成为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的一股势力，并给新知识阶层以很大的促动。

伴随这一切的是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政治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它为采用新的政治原则和政党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以后，政党和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它们的纲领和政策中也更多地强调社会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得到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赢得了声誉，而军阀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成了受攻击的政治目标，遭到公众更有效的抵抗。

大致地说，五四运动的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在这场思想骚动中开始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和民族意识一直长盛不衰。“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继续和更强烈地要求现代“科学文化”，要求有一个有效力的政府以保证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历史表明，那些违逆这股潮流而动的政治领导人和派系招致了自身的垮台，而那些“弄潮儿”尽管有种种曲折和闪避，但最终占取了上风。争取个人解放、宣扬民主和独立思考的不懈努力，虽然后来遭到来自强调服从组织活动思潮的阻挡，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所种下的破除偶像的种子已不是轻易可以除去的。民主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自此以后，甚至那些极力反对民主的人也只能采取迂回对抗的手法。任何专制主义都将感到，忠实地记述这场运动是对它自身的一个威胁。

如果说这些是“五四”时期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那么这里也不妨举出它一些一般的缺陷。改革者们在对中国旧传统进行批判时，很少有人对之作过公平的或怀有同情心的考察。他们认为几千年的社会停滞不前，给进步和改革之途留下无数障碍，为了清除这些障碍，对于整个传统过火的攻击和对其价值的低估是难免的。这使得儒家学说和民族遗产中的许多精华遭到忽视或避而不提。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改革者们的批判在一些方面是肤浅的、缺乏分辨的和过于简单化的。但这在当时整个民族充满惰性的状况下也许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从外国输入的新思想又过于轻信。虽然他们也声言要进行批判的研究，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不够。他们往往大谈空泛的“主义”，而对其内容却没有作认真细致的考察。结果，尽管有一些要防止不清晰的思想的告诫，但他们对于西方思想仍是常常含混不清地要么大力提倡，要么全盘否定。这或许是任何一个群众性思想转变过程初期的一种自然现象。

这个时期的中国改革者另一缺陷也许是过于自信地认为，凡是他们以为正确的和好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在中国实现。他们在处理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表现出的特点是缺乏耐心和持久性。一个涉及国家众多方面状况的如此广大的文化和社会变革，需要长期和耐心的工作。企图在几年时间里取得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而仍没有完全实现的事情当然是一种幻想。然而，“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人中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种缺乏耐心并非运动中的改革者所独有，那些后来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人也有这些特点。他们中许多人在批评五四运动未能达其目标时往往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因素。杜威在“五四”末期曾大胆预言，中国也许能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取得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思想、科学、工业、政治和宗教的进步。它不像美国那样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来实现这种变革，而必须在一个充塞着传统、迷信和人口的文明古国中实现之。”伯克（Pearl S．Buck）也在自传中根据她在中国的亲自观察，对“五四”时期及其后来的思想趋势作了描述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