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四的时候，大家东谋西划，都有一点创造的精神，而如今则一举一动，都仿佛有一定的形式。有一件事情出来，一定要打一个电，或是发一个宣言，或是派几个代表，而最无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则一方面困于万能的表示，无论什么事都有一种表示；一方面又限于思想的破产，想表示也想不出什么表示的方法。于是于无法表示之中，想出一种无聊的表示。我以为我们此后实在不能再有这种无聊的举动了。

……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老实说世界上的运动很多，而群众运动不过是各种运动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唯一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把其他的一笔抹煞，而只知道群众运动，实在错了。而且做群众运动必定要知道群众心理；在中国做群众运动，尤不能不知道中国群众的心理。若是不明群众心理而冒冒昧昧的发动，没有不失败的。

……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必定要认为只须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才肯做。各国的成例，举不胜举。

……说到群众运动，当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赖乎极大的刺激。

……我方才说我们名为做群众运动而没有群众，实在是很痛心的一句话。不但我一个人做这样的感想，就是现在所有的学生，那个不觉得商人不同我们表同情，工人不来帮助我们，农民不来同我们携手，……闹来闹去，什么“爱国”、“救国”的责任，还是我们学生一界担任吗?……虽则他们所以不同我们表同情，不给我们帮助，不和我们携手的缘故，并不是他们不愿，仍然是他们不知。然则何以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呢?

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而且要使他们知道之后，能表同情，能给帮助，能来携手，这就叫做“养成群众”。“养成群众”是做群众运动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而所以养成群众的秘诀，只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

有人说我们懂得劳动问题，我听了不觉失笑。我想我虽然到过多少地方，看过多少工厂，但是想问劳动者三句真正的话都问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住的不是劳动者的社会，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所以劳动者看见我们不是劳动者，不过是穿长衫的“先生”，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同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听说前次有一位北大的同学到长辛店去演讲，问一个工人的生活丰富不丰富，弄到那个工人瞠目结舌，骇而疾走，这又何怪其然呢!所以真正能养猴子的人，必须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

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我常常愤闷起来的时候想到:若西洋人骂我们是劣等民族，我简直无法否认。你看现在的中国那里有一种学问配在世界上说话；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连印度都不如呢!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情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界愈乱，愈要求学问。现在大家是分工的时候，不是万能的时候了!我以为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而我们现在的行为，也是同一样毁坏学者。即以我个人经验做一个浅近的比喻，……我的天性是在求学方面比事务方面见长。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示，忽而诽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没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总之，我们做文化运动的最后觉悟，是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占得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

(摘自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新潮》2卷4号)

北京大学，以前也是一个陈旧的学校，……到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长校，以其人格的影响，变更了这个风气。他教训学生，来此大是为求学，不当为将来升官发财而来，也还只是为个人求学而来，乃是要为国家民族着想，为负起供献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来的。所以那时的北大气象一变。他更以广大的态度，集合了当代许多学者，在那里研究讨论哲学、文学、人生及各种社会问题。文科教授办了一个杂志叫《新青年》，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够触目了；还要讨论社会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制度，予以抨击，使旧社会的人看起来更是大逆不道。不久学生中我们一班朋友，又办了一个月刊叫《新潮》，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支持这个主张，更为积极，于是触犯了卫道先生们的大怒。大家知道封建的残余势力，是以此方为根据的。军阀更是有一班无聊的文人和老朽官僚做卫星的。但是态度谦和而主张刚毅的蔡先生，始终不为所动，公开发表了一封《答林琴南书》，为新思潮张目。他们骂我们是洪水猛兽。蔡先生又发表一篇文章，叫《洪水猛兽》，主张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却要先驱逐狰狞军阀的猛兽。在当时的环境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魄力!《新潮》以一个大学生的刊物，第一期出版不过一个月，竟至三版，而销数竟达到一万。那时候这一班主张文学革命的教授和学生，更觉得批评和研究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于是又合办了一个小型周刊，叫《每周评论》专以短小精干的文字。讨论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力量的刊物，风行一时。

(摘自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七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代表近代人的意思，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学术思想的解放，打开已往传统的束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彩色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定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的重新估价。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离经叛道。警世骇俗。我们主张的轮廊，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之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互相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到了民国八年上半年，文学革命运动的巨浪发生，更把他澎湃至全国每一个角落，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象是十八世纪后期由德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

(摘自《逝者如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