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虽然这一“策略”不是罗家伦提出，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不掩盖事实，还在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后的梁实秋。清华学生梁实秋也跟着同学去前门外珠市口演讲，聚集的民众阻碍了交通，有汽车按喇叭，激怒的民众顿时捣毁了一部汽车。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是天津、上海向政府提要求，要求“罢免卖国贼”和“不签巴黎和约”。要求的前提，就是释放学生。这时，北大临时拘留所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到年底，已经到了罗家伦和学生们看到“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的时候了。

罗家伦曾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都是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

三

当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后后的文化运动，不是一个简单学潮。罗家伦清楚地看到，没有蔡元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发动“五四”的北大学生，他们对国家问题有了意识，可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做什么和怎么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学生运动，并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实秋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探求新知”都不宜“过于热心”，以致“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给自己内心安排出空间、去深入探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运动大前提的爱国重量压倒一切，其余探讨也就复杂困扰而“渺小”到难以启齿的地步。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历史所规定的局限。还是有少数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脚步来，甚至走出喝彩声以及五色光环。二十三岁的罗家伦，就已经有了反省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济之地。”反省的还有“五四”时才十六岁的梁实秋。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清华学生在短短的时期内驱逐了三位校长。“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状态下，人们被不断的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局势推着走的，休谈“独立”。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游戏。有许多人更是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形成滚滚不息的潮流，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归根结底，这不是冷静审慎坚实的制度改革，虽披以现代外衣，它仍然轻而易举就可能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政治权术操作。

身为校长，蔡元培当然第一个预料到“五四”对学生的修养、志趣与品性的改变。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蔡元培、罗家伦和胡适属师生三代，此后维持了长久的特殊友谊。他们对“五四”的不同寻常的那点推敲，是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要纽带。他们不能完全在局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