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罗家伦眼中的五四

“杀君马者道旁儿”，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许德珩说，这是蔡元培在讽刺当局；更多的人说，这是蔡元培在自嘲；罗家伦没有给出结论，我想，他心中其实是有答案的。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凌晨，给北大留下这句话的时候，蔡元培五十一岁。

最近读罗家伦女儿罗久芳对父母的纪念文集。罗久芳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传主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罗久芳希望，这样安排，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清华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罗家伦是最初的推手。除了教育家，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可是，正因为他和胡适一般，曾居于海峡另一端，一个出色前辈，也就迟迟不能被此岸的故国后人有所了解。

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那一天，游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府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事件。为了反对中日密约，“五四”一年前的一九一八年，已经有了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奋，在走出北大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地发言。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他不仅后来一直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还坚持申请加入共产党达五十三年之久，在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长期作为大陆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驱，为我们传承这段历史。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他当时也在场。他非常中性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在场学生无人救助。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佣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个杂货店。“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就“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唯有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开始放火。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难避免，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

两天后，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曹宅当然已经烧光。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这样的细节，历史书也在暗示和引导我们:痛打、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就在当时，大多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否则事情不会如此发生。

二

“五四”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蔡元培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路归路。抗议集会在法律容许范围，政府不可以不批准；发生违法暴乱行为，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政府行政分支干涉都无用，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休提。当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而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所以被捕学生事情是政府行政说了算，这样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地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就把“明天全体复课，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二十二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