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叛变投敌，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投敌的原因、情形等，随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死亡，成了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陶希圣，算得上汪精卫的左膀右臂，逃敌复归，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留下“毒酒论”之说: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陶希圣（1900-1988）湖北黄冈人，以研究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成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1937年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代表和著名学者谈话会（牯岭谈话会），从此学者从政，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蒋介石对陶希圣颇为赏识，曾单独接见。陶希圣与汪精卫渊源更为久远，自1928年后就有亲密关系，陶一直以汪追随者自居。对汪精卫逃渝至组府起巨大作用的周佛海、梅思平，还是陶希圣引见给汪的。

一、低调俱乐部

汪陶周梅等在中日问题上，政见颇为一致，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汪周陶梅等经常在一起聚谈他们在中日问题上的政治见解。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中对当时他们的政见有具体记录:

其一，中日战争扩大和全面爆发，日本和中国政府均不想见到，战争对双方都没有益处，因此有和谈的共同基础。“这次中日战争，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在卢沟桥事变初起的时候，两国的当局，何尝没有就地解决的意思，何尝不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是虽然都有不扩大之心，而都处于不得不扩大之势。”

其二，蒋介石“苦撑待变”策略没有实现的希望。因为1、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虽然地大物博，也打不过日本。2、国际形势不会如孙科所估计那样变化。孙科认为日本要实行东亚门罗主义，破坏门户开放政策，英美为自己利益着想必会与日本打仗。汪周等认为日本外交政策不会蠢笨到排除英美势力，即使这样做，英美也不会打仗，至多经济制裁。经济制裁能否置日本于死地则有很大疑问。3、他们尤其认为，即便中国最后成了战胜国，实际上还是失败的，中国会崩溃，最后共产主义会乘虚而入。“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其三，认为主和是一般人都暗自希望的。“没有一个人不想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没有不疾首痛心，诅咒战争，希望和平的。但有了第三个人，调子就起来，和平是自己所希望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

其四，蒋介石也曾秘密和谈，只是由于寄希望于国联，错失良机。汪周等认为与其冀望美德等调停，不如中日直接谈判。

二、汪精卫出面和谈

汪精卫、高宗武、周佛海等人虽然倾向和谈，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从国民政府叛逃、单独言和，而希望说服蒋介石进行和谈。1938年6月7月间，高宗武私访日本，刺探日方和平动向，高宗武本来深得蒋介石器重，并不认为试探和平是背叛蒋介石。日方提出可以由汪精卫出面进行和谈，高宗武认为即使暂时推出汪精卫，最后真正能主持和局的还是蒋介石。

汪精卫也看到高宗武关于日本要求他出面和谈的报告，曾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本是蒋派的周佛海7月22日日记写道:“对方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可见七月份汪周等还没有单独言和的打算。

到十月份他们才开始策划去国言和，汪精卫本不愿意，经不住周佛海和陈璧君力劝方同意。区区几个月，为什么汪周等决定叛逃国民政府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他们在当时都不甚得意。汪精卫由于公开提倡和谈，受到很多人攻击，在国民党内处境不好。“当时汪先生痛愤尤多，感触更深。对外说老实话，共产党徒固不待说，孙科之流也加以攻击。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

周佛海作为代宣传部长，对抗战高调不以为然，工作不起劲，屡遭蒋介石呵斥。“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汪周虽在国民政府位居高位，却颇不得志。

高宗武把关于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面和谈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常生气，盛怒之下责问:“高宗武真是混账东西，是谁让他去东京的？”并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经费。高宗武气得吐血，称病留在香港。

其二，战争形势愈来愈糟，认为再发展下去，亡国不远。1938年8月，广州、武汉落入敌手，还有长沙自家人放的大火，使汪周等人悲观失望，觉得战事再发展下去，谈和都不可能了。“不论日本居心如何，事实上他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既然不能，当然要和，既然要和，当然应该提早，以免双方多受战争的损失。有人或以为抗战越久，将来讲和的条件，必于吾国越有利。如果吾们的抗战形势优胜，这个话是对的。像过去一样失城失池，恐怕抗战越久，亡国越快，哪里还能希望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