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国档案》 2000年第4期

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部珍藏着不少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历史资料。这里选译的都是在1939年7月至1944年11月之间上报外交部的文件。报告的作者皆为外交界或驻外使节的高级官员，他们有的有着长期的对华经验，有的则长期在外交界服务。这些文件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英国政府对远东战事中汪政权的态度，同时更反映了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承认和支持。

第1-3件是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科尔[Archibald Clark Kerr]上报英国外交部的资料。第1件是克拉克？科尔1939年7月14日的手记，具体记录了褚民谊的来访。褚在会晤中极力欲使克拉克？科尔相信汪精卫上个月在东京与日本政府军政领袖的会谈已为新的“中央政府”打下了基础。

第2件是科尔随后向英国外交部发出的一封内容相同的电报，言他无意亲自会见汪精卫或给汪之计划提出任何建议。

第3件是克拉克？科尔在1939年底发往外交部的一个有关中日关系的特别报告。此报告用一半篇幅专门评述汪精卫的活动。克拉克？科尔指出了汪精卫不可能建立行之有效政府的一些因素，诸如日本在华的经济军事特殊利益之影响以及近卫文？O1938年底之声明的模糊性。第4件是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高级官员布莱南（John Brenan）对克拉克？科尔报告的评语。

在此，布莱南称汪精卫不见得是一个只为金钱而被利诱的叛徒，但他却误入歧途，偏执地迷信日本和谈的“诚意”

第5-8件是英国驻南京领事在1941-42年间给英国驻华大使的报告，随后，大使亦将其一同上报给了外交部。第5-7件是长期做领事工作的奥格登[A.G.N.Ogden]写成的。第5-6件是他在汪政权建立后不久写的报告。第7件则成稿于汪政权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日本承认汪政权之后。奥格登与先后任汪之外交部次长、部长的徐良友经年的私人特殊交情；借此，奥格登还进而结识了汪政权行政院参事厅长陈君慧，并与外交部美洲司司长胡道维有一定联络。

这些报告就汪政权是否具有独立性或是否获取日本真正让步等问题，大致记述了如上官员的失望与悲观。在第8件中，奥格登的继任者基特森[G.V.kitson]领事报告了他与刚陪往访日归来的徐良会谈一事。基特森对汪政权、汪日关系，尤其对日本1942年末做出的“对华新政策”有着深刻而精辟的分析。该报告是基特森在1944年5月22日写成，此时他一生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

基特森指出了1943年半年度汪政权至少表面上获得的一些暂时的成功，比如，日本保证废除对华[汪政权]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大批重庆方面的军队在华北地区投汪。然而，基特森注意到，日本的保证条框较多，结果并无实质性的东西。他尤其指出，到1943年底，占领区内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工商巨头，已经认识到日本将会输掉这次战争，故而不愿真心地支持汪政权。

最后一个文件是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向英国外交部发出的有关汪精卫病故的报告。薛穆对汪精卫的评价与如上各文件中各项评价大同小异。他认为汪精卫错误地评估了形势，进而牺牲了自己的名望。薛穆同意汪的政治生活中有多次公开的政治转变，但他同时指出，个人政治立场的更改一直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

薛穆感到汪精卫有自己的“真诚信念”，即与日合作，他可“更好地为中国的民族利益服务”，由此，汪“从未完全接受傀儡角色”。然而，到他病故的时候，汪早已不是日本人所期望的能汇合全中国反蒋实力的的轴心。尽管没有明说，薛穆实际上总结道，到1944年，汪及汪政权在中国整个政治舞台上已经有名无实。值得注意的是，薛穆留心到了重庆对汪病故的反应，他认为，汪之亡故是重庆从如何在战后处理这位党国元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每个注明的日期都是文件成稿的时间。除了电报一项之外，通过海运基础的报告，从文件发出到伦敦外交部受到之间通常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差。比如，克拉克？科尔1939年12月22日的报告，到达外交部的日期为1940年2月12日；之后，布莱南则在2月21日在该报告写下他自己的按语。英国外交部[FO]的全宗号码及卷号都在每一文件上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