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上个星期，《华沙条约》的五个成员国在苏联指挥下把装甲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结束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政治自由化和文化繁荣时期；开始了苏联21年的高压统治。这是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国历史的转折点，但捷克与斯洛伐克人对40周年纪念却并不热心。

在布拉格城堡的官方纪念仪式上，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发表了演说。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两国的总理为在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举办的展览揭幕，温塞斯拉斯广场是1968年苏军与布拉格市民发生冲突的地方，展览展出了苏联T-54坦克进入布拉格的照片和自制的反侵略海报。但是多数政界领导人都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许多一流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思想家对这一纪念日并不重视，因为他们认为布拉格之春在本质上是共产党的家务事——党内改革者要压倒强硬派的一次尝试——所以现在真正的民主派对之兴趣不大。捷克新闻媒体上的文章指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包括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以“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维持统治。当他们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容忍艺术自由、放松旅行管制和允许新兴的公民运动存在时，他们只是制造了一种威胁到共产主义制度的病毒。

但是，我在易受影响的13岁时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在“正常化”的高压统治时期长大成人，并且在流亡美国和德国时观察了我的国家1981 至 1989年间的变化，所以1968年对我来说是珍贵的记忆。我猜想，我们长期以来不愿意公开讨论这段历史，表明尽管在过去19年里民主制度已经扎根于此，但共产主义留下的创伤今天依然历历在目，比其他记忆更加难以忘却。

20世纪60年代初，共产党政权放松了文化管制，政治解冻由此开始，并在1968年达到高潮。这种形势反过来又鼓励了知识份子和艺术家要求更大的自由。1967年秋，捷克作家联盟大会成了主要阵地，米兰·昆德拉、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巴韦尔·科胡特、伊凡·克利玛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作家呼唤更大的自由。文艺界的压力是杜布切克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因素之一。

同等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的觉醒。在二战之前和二战刚结束时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与对斯大林共产主义感到失望的年轻人站到了一起，掀起了一场社会运动。这场复兴的民权运动范围广泛，表明大多数人渴望自由、愿意追寻梦想，虽然明知克里姆林宫会不择手段地阻止运动。

关于布拉格之春的重要性，昆德拉先生和哈维尔先生在1968年底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昆德拉先生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实验，捷克人民求诸本国最优秀的历史传统，试图创造一个崭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模式——避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具有更高品质的民主制度。

与昆德拉先生不一样，哈维尔先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提出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观点:布拉格之春只是试图恢复捷克斯洛伐克以前的西方式民主制度。1989年剧变之后，初期形势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哈维尔先生的观点。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希望再走被很多人视为乌托邦的第三条道路，而是支持传统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

从另一方面来说，共产党政权结束了大约4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诟病本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其特征是腐败、政党犬儒主义、民粹主义和把国民变为消费者的资本主义压力。现在，批评这些社会弊端的正是哈维尔先生。

布拉格之春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世界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动用血腥武力破坏这场社会实验的决定，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起了毁灭性的作用。1968年以后，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曾经很有影响力的共产党逐渐式微。

布拉格之春所启蒙的思想，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0世纪80年代进行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的灵感源泉。与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先生相信，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经济民主能够与共产主义统治相结合。

当今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淡化布拉格之春的潮流，也许部分是出于羞耻感——苏联如此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运动、那么多人如此迅速地转向与共产党政权合作。人们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激发了那么多希望的运动竟会引来20年的压迫和羞辱。

最近捷克议会关于极权体制研究所的讨论，充分反映了我们对本民族的共产主义历史所持的矛盾态度。这家国立的研究所负责收藏和研究共产党档案。为研究所取了这么复杂的名字，立法委员必须界定“极权主义”。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捷克共和国的极权主义包括从1948年共产党掌权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

但是把1968年包括进极权时代，就很难解释布拉格之春产生出的文学作品、电影和戏剧，为什么能够比其他国家在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所产出的作品更有份量。

确实，侵略宣告了一个耻辱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始于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被押赴莫斯科、被迫签署《莫斯科协议》。根据协议，10万多苏联军队无限期地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春，苏联扶植了由古斯塔夫·胡萨克领导的新斯大林主义政权，该政权毁灭了1968年的所有自由成果。这个持续到1989年的“正常化”政权是捷克与斯洛伐克历史上最暴虐的政权之一。

但是，布拉格之春本身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插曲。1968年是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动荡岁月，青年人反叛体制、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实验是全球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正如西方的革命一样，它所启蒙的思想依然存在——尤其是对人权的强调。布拉格之春是为建立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所作的一次有力尝试。今天，当西方世界寻求民众重新关注民主进程之际，人权正是布拉格之春最重要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