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封建社会，盐课是政府仅次于田赋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税源。中国古代的盐业制度比较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质不外乎专卖制和征税制两种。前者是由国家经营，寓税于价；后者是由商人经营，课税于商。但产运销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一点是毫无例外的。在这种严厉管制之下，盐商的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可以说政策就是盐商的生命。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的发韧和衰败，无疑都受到了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性影响。

扬州盐商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清朝初年他们并非十分富有，但淮扬作为自古赋税重地的地位，使扬州盐商得到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极大支持，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一方面，他们受益于国家的引岸制度。当时清政府为了方便对行盐的管理，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区域，各区域所产之盐均按指定地域销售，而扬州盐商所在的两淮盐区，包括了江苏、安徽等六省的大部分地区，且尽是富庶之地，这为他们聚集财富创造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还受益于当时在两淮盐区所实行的特许专商制度。即政府授予若干资本雄厚的大盐商以贩盐专利，由其总领盐引，普通盐商不直接享有贩盐专利，而是必须先向政府特许的专商购买盐引，才能承引纳课并购盐贩运，其所纳课由专商代缴，一切经费亦由专商摊派。客观上造成了专商对盐的贩运和销售的垄断，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盐商由盛而衰，尽管也有战争等诸多因数的集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对两淮盐区盐业政策的改变。自道光十二年（1832年）起，清政府在两淮盐区逐渐取消特许专商制度，开始推行盐票法，即取消行盐商人的世袭专卖特权，任何人只要纳税，就可以领盐贩运，且所贩盐可以在指定的地段自由销售。⑶这一盐业政策的改变，给扬州的大盐商们以致命的打击。在取消了特许专商制度之后，各地的小商贩竞相参与盐的运销，原有大盐商的垄断利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自贡盐商的兴衰也同样受到国家盐业政策的极大影响，且几经反复。应当说，由于自贡地处西南，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且最初自贡盐业生产的规模并不大，税收也不算丰厚，因此一开始国家的盐业政策便不曾对自贡地区有所倾斜，这一点本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这种政策便逐渐成为了制约自贡盐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从清朝到民国时期，自贡盐场所产之盐，其销区约分为附场票岸、边计岸、腹计岸、黔边岸、湘楚岸5部分。其中，湘楚岸原名济楚岸，本是淮南盐放销地区，太平天国战争后渐次成为自贡盐历史上的最大销区之一，济楚时年销量在40余万担至120余万担之间，济湘济楚时年销量在70余万担至200余万担之间，销量最高时可占到自贡盐全部产量的近一半。由于其他各岸销量较为稳定，因此，济湘济楚盐运销量的消长，直接影响自贡盐业生产的盛衰，也就必然成为自贡盐商们争取盐业政策的焦点和突破口。

清咸丰三年(1853年)，因太平军攻克南京，淮盐无法上运湘西、鄂西大部地区，两湖人民苦于淡食，清政府决定借拨川盐陆引2000张运济楚岸，此即川盐济楚之始。⑷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清政府又陆续调拨川盐运销两湖地区，带来了自贡历史上盐业的第一个大繁荣。清咸同年间，富荣盐场平均年产盐21.8万吨，一跃成为四川最大的盐场。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盐区相继沦陷，自贡盐奉令增产，第二次大批量进入湖南、湖北市场。抗战期间，自贡年均产盐24.45万吨，产量占全川的60%，仅盐税一项就占全省的80%以上。⑸生产的繁荣带来了盐场的兴旺，自贡盐商亦迅速崛起，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还积极为战争捐钱捐物，名噪一时。

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和抗战的胜利，国家逐渐恢复淮盐引岸，湘楚岸盐销量随之大规模减少，自贡盐商的繁荣也如昙花一现，迅速地衰落。从清同治七年（1868年）起，曾国藩、沈葆桢等为恢复两淮盐区的引岸，多次奏请朝廷压缩川盐销楚数量，使得数十年内自贡盐在楚销岸一步步缩小，从年销售量125万担下降至45万担。八年抗战期间，川盐济湘济楚，最高销量达200余万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将自贡济湘济楚盐年定额各压缩为60万担。⑹一度的大量增产，其后又被大量压缩市场，给自贡盐场造成产浮于销、场盐积压的局面，生产受到极大压抑，民国37年(1948年)自贡盐销量仅为3.8万吨，不到抗战期间平均年销量的六分之一，导致盐场凋敝，几个大的盐业世家，无不负债累累，有的场商竞至破产还债，盐场资本受到极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