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从坡上刮过”—黄土地青春记忆(4)
2009年02月03日 11:30凤凰网专稿 】 【打印

解说:1973年,国家政策开始调整,一些知青开始有机会上学,进工矿企业,他们凭借个人表现,社会关系,以及当地政府的同情与理解,纷纷离开农村,留下走不了的,大多是没有翻身的干部子弟和没有门路的平民子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了后来的扎根派。

王克明(北京知青):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在农村走不了,走不了就不走了,在农村就扎根吧,扎根呢,然后,就说出去了要扎根,当时那个心态就挺奇怪的,自己在窑洞上,在窑洞墙上拿着黑毛笔,窑洞墙上拿大刷子,刷“无所谓”三个字,同学到我这里来串,唉,你墙上怎么写这个字,我说就是无所谓嘛,心里想,老也走不了就不走了。

解说:王克明是孙维世的表弟,当时孙维世是江青,最痛恨的文艺界人士,这样一种身世,王克明也不敢回到北京,好在陕北这个偏僻的地方,没人知道他的背景,他插队的余家沟村,村支部书记李长荣,一眼看上了这个北京娃,不久,在他的提议下,这个年轻有为的北京知青,就当上了大队书记。

李长荣(余家沟老支书):最后走的就是他一个,他整整十年了,十年了咱培养他,当队长,当书记,当书记的事,我问“他当了当不了”,他说“当了”,他说你说咋搞就不咋搞,听你指挥,我说能了,当上挺好。

解说:让李长荣没想到的是,这个年轻人一上任,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王克明:我们那呢,想改变农业基本条件,我在那待了几年,我就觉得,最有效的还是打淤地坝,因为在山上修梯田,也没有水,下雨也少,解决不了水的问题,那么呢,在那个沟里呢,打淤地坝,庄稼就可以不受旱。

解说:余家沟的耕地都是山地,粮食产量低,耕种的方式也很落后,如果打条淤地坝,就能拦截山洪冲下来的泥土,淤积出一块平整的耕地。但是打淤地坝是件很危险的事,村里一支队此有争论。

李长荣:我是个书记我就不想打那个坝,打坝要死人了么,这些憨子北京娃,哪里知道死人了,你给他说不明白。

解说:1974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政治号召,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又掀起了高潮,在王克明的动员下,又有十几个知青,来到余家沟村准备大干一场,知青们支持王克明打坝的想法,经过讨论,他们决定用科学的方式打坝。

王克明:就通过请了那个水电局的技术人员,来给设计这个坝怎么打,不是像以前那个胡乱打,打完就塌那种,认认真真地设计,打两边的坡度是多少啊,这个坝多高啊什么的,都有设计,设计完了呢,就比较有信心了。

解说:王克明是李长荣一手提拔的大队书记,最后他同意了,这帮青年学生打坝的要求,这也是他一生中,承受心理压力最大的决定。

李长荣:那时对我压力不小,就盘算我这一生的压力就那,那东西你说呼洒洒的一群娃娃危险了么,你跟王克明说,那听了,不听,没办法,只有就是打坝,打坝,那些知青比这里的社员强,强的原因有几种,那些憨着了,那又不怕土塌下来,就什么也不怕只管弄,就那号了那能行么,这个东西咱们陕北的土,下来就往死打人,他们不考虑。

解说:知青们的青春激情,感染了心存疑虑的村民,全村老少都投入到了打坝的工程中,1976年大坝竣工,10年后,一块平整的土地展现在余家沟村。

王克明:以前没有过啊,履带式的推土机开到村里来,在这个一马平川似的地上,来翻这个土地,所有的社员都站在旁边山上看,老乡就跟我说,都在那说,这是王克明做下的好事。

解说:现在这条高25米宽5米的土坝,已经淤积出100亩平整的土地,老乡们都叫它知青坝,这是一段深刻在老乡心里的记忆。

王克明:原来这个地方,怎么也得下去三十米,我记得那个坝高是二十五米,这个不是,一个深的沟从那下去。

张怀有(陕北老乡):从那下。

王克明:这是一个很深的沟。

张怀有:这底下原来有个井子。

王克明:对,那是打坝以后才用上的井。

张怀有:前年才把这个坝弄平的。

记者:北京娃在这打坝的事,你知道吗?

张怀有:就是王克明,我们那个老书记,那时候有个栗树开。

王克明:对。

张怀有:一个我,我是看机子的,就从山上拉下红泥,护泥坝。

王克明:还有三儿,三儿也看机器。

张怀有:三儿接我的。

王克明:对。

张怀有:这个王克明就是打这个大坝,坚持到底,一天就在那水坑,你现在有关节炎吧?

王克明:有。

张怀有:一般腿疼到晚上,吃了饭都疼的不好睡觉。

记者:你觉得北京娃怎么样?

张怀有:好,没问题,又吃苦,又比较懂得社会上,这个农村这个农民受罪,他们回回,回来看一看,我们这拨上年纪的,这就是最后改革了,毛主席说这就是最好的接班人,你们下一次再培养一批接班人,社会主义那以后肯定要好,农民肯定相信。

解说:40年过去了,王克明依然对曾经插过队的地方情意深厚,他通过一位朋友争取到,一个乡村改造项目,帮助村里脱贫致富,村民们到现在还是觉得,他们的这个老大队书记有本事。

陈晓楠: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曾经轰动世界,1971年,意大利时代周刊独家连载了,斯诺1970年重访中国的系列文章,斯诺在文章当中这样写道,去年10月,我们和毛泽东谈了话,文化革命或许是毛泽东政治生涯当中最勇敢的决定,毛泽东认为青年必须经历更深刻的第二次革命,他希望恢复已经丧失了的,延安时代的精神。

换句话说毛泽东要的是他革命生涯的经历,以及必然的一切结果,让新的一代也来经历一番。斯诺所说的第二次革命,也包括知青运动,而这场运动知青们都经历过了,或许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又应该拿什么做判断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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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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