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长乐总裁来的时候，我就领着他到学院转了一圈。他是一个做新闻出身的人，他在部队里做新闻，在广播学院里读新闻，后来虽在海外做产业，但他脑子里血液里始终活跃着“做传媒”的念头。他走了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想在海外办电视，现在是好时机，希望我也参加，找时间聊聊。就在长乐总裁邀请我和他一起做“这件朦胧的海外事情”的过程中，我那几个方面的进程还没停，就是所谓的教育电视台台长和广播艺术总团的团长。不过长乐总裁的召唤更呼应了我渴望挑战自己的创造欲望及人生追求。我们为什么都想“办电视”呢？前面有原因，“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就是这个，不是做报纸，不是做广播，而是做电视。

凤凰卫视创立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点，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我们决定在香港办电视

王纪言:在海外办电视，怎样办呢？大家都很朦胧，我们想海外办电视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在海外选择什么地点，用什么人，用什么传输方式，我们脑子想象的是很初步的，也是常规的。比如我们从哪儿买设备、我们买什么设备、我们怎么发送信号、我们要多少人、我们怎么排列节目等等，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遇到困难，电视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在不是几个人工作的工作坊，实在是一个不好做的事，这不像办一份报纸，办一个刊物，电视是跟高科技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是跟高投入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1995年春天，我和长乐、崔强几个朋友到香港考察，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把我们未来的电视媒体建立在香港，因为香港通讯业很发达，香港金融业很发达，香港的位置很好，香港人才也很多，而且香港即将回归，从香港整个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点，比选择澳门和新加坡都要好许多，最终我们就把创办电视媒体的地点定在香港。当然，在香港办电视的困难也接踵而至。

与新闻集团相遇

记者:地点定下了，以后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吗？

王纪言:在海外做电视很复杂，很难自己包打天下，你把所有人都找到，你把所有的设备都找到，从一张白纸到高楼大厦都包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时间、需要准备，或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这就要求我们在香港筹办电视台首先要找到海外特有的办事情的方式。后来一个最基本的点遇到的实际困难启发了我们:我们准备租一个卫星，我们发现香港卫星播出的平台，或者亚洲区最好的卫星平台，转发器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些转发器大部分被中国政府租用，另一部分就被刚刚在亚洲立脚的美国新闻集团租用，这个卫星集团呢，由于占有转发器较多的使用量，他们对新加入的客商有要求，就是新加入的客商如果也是以亚洲地区为主要覆盖区域，就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样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和拥有转发器投票权的人来交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新闻集团合作的起始原因，我们就这样接触到了现在的合作伙伴新闻集团。

记者:你们因此想到合作？

王纪言:我们庆幸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带领我们跳出了“常规思维”。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办电视应该自己从头创业，自己找人，自己买设备，自己搭台子等等，这种思维不适用我们这样的情况。长乐总裁带领我们顺势转变思维非常明智，起点没有从原始做起，而是按照国际商业惯例，用股权重组的方法进行高端海外合作。寻找转发器使我们与新闻集团相遇，此时新闻集团的默多克先生恰好也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寻找懂得中国、了解中国的人进行合作，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就是双方的一个契机、一种缘分。从1995年春天到1996年3月份，大约经过一年的反复讨论磨合，双方终于走到一起。

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成了民间人士

记者:离开广院这一决定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纪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是有了“凤凰卫视”我才离开广播学院，1995年春天如果说有“凤凰卫视”，它也只是存在于脑子里的一个萌芽状态的东西。离开广院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校领导，我将不再担任校领导职务，我是一个教授，我的教授职称将不再被教学单位所聘任，离开学校，“教授”失去了它所有的实际意义。告别我所熟悉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状态，我实际上从一个体制内的干部系列、正在“进步”的干部系列走向民间系列，广电部说我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准备跨世纪，1995年距离跨世纪还有五年，我下决心和这样一些基础说再见，去做一个新事，如果说那时的凤凰卫视是现成的大媒体，还可以说服身边的朋友，但当年一切从零开始，我是去创业，去招兵买马，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个决定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历史选择。

记者:对你的这一选择，周围的人反应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