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斯辉: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精神风骨
2010年02月04日 09:31中国教育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在近代大学校长群体中,那些著名的大学校长何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教育家办学的内在基础是什么?回望近代大学的教育成就,我们感受到一种精神震撼。

在近代大学校长群体中,那些著名的大学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们之所以成长为教育家,与近代社会转型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国家民族危机赋予教育的新使命等时代因素有密切的联系,但根本还是由这些校长的内在素养,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人文素养及其在治校办学过程中得到发挥决定的。

渊博的人文知识

一般来讲,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知识是渊博的,其中的著名校长可谓学术大师。他们有的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是进士甚至是状元出身;有的系统地接受过西方教育,获得过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着深厚的科学素养,学贯中西。

具体分析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知识结构,其突出的特征是人文科学知识渊博,他们学习并掌握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尤其是对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乃至神学、宗教、艺术、音乐、戏剧等都有广泛的涉猎。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清末进士,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坚实深厚,曾经留学德国和法国,研习哲学、美学、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并从事美学、伦理学、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被誉为学界泰斗。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幼承家学,习经史,曾留学日本、欧洲,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不仅精通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精通英、法、日、德等四国语言,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

其实,近代许多著名大学校长的知识结构中既包含自然科学知识,又包含人文科学知识。其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涵养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其丰富的人文知识则涵养了他们的人文精神。大学校长具有人文科学知识,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人、理解人,有助于他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社会,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

崇高的人文精神

拥有人文知识,只能说是具有了形成人文素养的外在基础,要真正具有人文素养,则要在拥有了文学、历史和哲学等人文知识之后,真正内化为对人的关怀,对人之价值的尊重,对人之生命的敬畏,对人之尊严的珍视。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之所以成为教育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实现了人文知识的内化,在对学校管理的言行中自然地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精神。

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反对专制教育对学生的压服,重视个人的价值,强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蔡元培有句名言:“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则鲜明地主张个性教育,他说:“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尊重学生、尊重教师、尊重职员。

蒋梦麟曾寄语青年学子:“青年,青年,你们自己的能力,就是水;运用千百万青年的能力,就是决百川之水……”竺可桢主政浙江大学后,对学生充满了期待:他主张大学要造就各界领袖,盼望着学生“具备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养成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尊重并信任教师,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鲜明的特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明确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对教师的尊重、信任,不仅表现在思想认识上,更深切地体现在行动中。蔡元培强调对教师不要求全责备,要以学诣为主;他破格聘用梁漱溟等,使梁漱溟终成一代哲学大家。陈垣主持辅仁大学时破格聘用并培养启功,终为启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打下基础。张伯苓主持私立南开大学时,无论经费多么紧张,总是想方设法优待教师。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不唯尊重学生、尊重教师,而且尊重下属职员,一改以往把校长当官做的旧习,显示出民主、平等的作风。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在当时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可谓官高位尊。以往一些校长每天进校时总是高视阔步,对校役从不理睬。蔡元培到北大任职的第一天,校役们依惯例排队在校门口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不想蔡元培当即也脱帽向他们鞠躬还礼。蔡元培的举动使校役和师生们耳目一新。以后,蔡元培每进出校门都向校役们脱帽鞠躬还礼。后人评说蔡元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礼貌,更主要的还在于他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摈除旧北大存在的等级分明的官僚习气。其实,这是蔡元培具有崇高人文精神的自然之举。

博大的人道情怀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人文素养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这种人道情怀是以尊重人、相信人为基础,进而升华为对人类的爱。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则表现为对学生的爱,对教师的爱,以及对学校的爱和对教育的爱。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对学生的爱体现在以下方方面面:当学生因家庭困难面临辍学时,他们往往不遗余力、尽其所能进行资助;当学生因一时冲动触犯校纪、校规时,他们往往苦口婆心地加以教育,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以保存学生及其家人的希望;当学生因参与政治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时,他们甚至不惜身家性命担保营救;当学生学习松懈、急功近利、不求进步时,他们往往激励学生要志存高远。作为校长,他们还引导教师爱学生,带动教师爱学生。曾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的廖世承认为,教师负有造人的使命,“须特别注意同情和纯爱的培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要求教师内心诚挚真实,满怀热情,他说:“教员之资格尤属重要,若教员内心诚挚真实,是为学生模范,则教导学生满怀热情,庶可有助于学生道德之发展。”

清华大学不少老教授在回忆梅贻琦校长对教师的爱护时常常老泪纵横,他们说:“‘梅师’爱教授已到了‘爱师如命’的地步。”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对教师的爱不唯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对教师作用的极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有不同个性、学术观点、政治派别教师的“兼容并包”。他们对教师的爱还表现在尽可能帮助教师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当时南开大学属私立大学,薪水一般比国立大学低,但许多优秀的教师都不为他校的高薪所动,这与张伯苓尊重、体贴和关心教师,努力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张伯苓不仅在南开大学创造了一个较安定的教育环境,而且为教师安排了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每逢新年伊始新聘教师到校,张伯苓便召开新教师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及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惯例宴请全体教职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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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斯辉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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