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自夏开始，经商至周三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权组织与血缘组织合二为一。那个时候，一个父亲的几个儿子的小家庭，组成一个大家族；父亲弟兄几个的大家族，组成一个宗族；爷爷弟兄几个的宗族，组成更大的一个血缘组织，······以此类推，直到把整族人组织在一起。而夏王朝，就是夏族人征服了商、周等其它族人以后，建立的政权组织，夏族人的首领就是当然的夏王。夏王把臣服的商、周族人原地分封，建立低一级的政权——诸侯国，商、周族人的首领就是诸侯国的国王。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一个层级的统治者，无论天子、诸侯，都出身血缘贵族。他们一方面是本族人大大小小的族长；另一方面，作为本族人的政治代表，在各级政权中，担任相应的官职。所谓的“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并不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一群人组成的政治集团推翻另一个政治集团的统治，而是商族人推翻夏族人，周族人推翻商族人的战争。胜利之后，新生政权的最高统治宝座，自然属于获胜族人的最高政治代表，其他人不容置喙。因此，高踞于宝座之上的胜利之王，无须用神话来证明自己统一六合的合法性，因为他的血缘就赋予了他这样的权力。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政治制度逐渐被破坏，政权组织与血缘组织日益分离。秦亡之后，改朝换代已不再是一族人推翻另一族人的革命，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争夺。到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手下如云如雨的良臣骁将，已很少见到刘氏的族人了。

到了这个时候，一方面，无论哪一个利益集团的首脑，都不再是由血缘关系确定的不可替代的唯一人选，而是在斗争中优胜劣汰的获胜者；另一方面，这些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决定着皇冠的归属。也就是说，只要你有野心，有能力，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都可以争夺皇位，机会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均等的。正像古人比喻的那样，皇位争夺战犹如“万人搏兔”：天下大乱之时，皇位就像是一只田间窜出的野兔，成千上万个野心家都会一窝蜂地加入到追逐的战场。这个时候，没有一个野心家愿意承认别人占有的权力，人人都以为自己才是应该得到兔子的那个幸运儿。只有兔子被某个幸运的野心家捉到之后，其余的追逐者才会停下争夺的脚步。

聪明的刘邦不仅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他还知道，即使在他捉到那只兔子之后，也仍然会有许多贪婪的眼睛盯着自己的战利品不放。不要说那些在反秦起义中蜂拥而起的各路豪杰不服气，就是曾追随自己打天下的部将，也还会对他当皇帝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原因在于，没有一个野心家不觊觎皇帝的宝座。汉高祖十一年，曾经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屡建奇功的英布起兵反叛，刘邦亲自率军出征。两军对阵，刘邦愤怒地责问英布：

“为何要反叛？”

英布毫不隐讳地坦言：

“我想当皇帝！”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邦对手下战功卓著的将领韩信、彭越、英布诸人一个也不放心。只要稍有诸将谋反的风吹草动，甚至是扑风捉影的诬陷之辞，也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几乎所有因功封王的将领，又都被他一一荡平消灭。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受封四县的长沙王吴芮，因为封地实在太小，力量太弱，刘邦才没对他下手。

面对这样群狼环伺的险恶政治环境，刘邦心中能不害怕吗？整日忐忑不安，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刘邦自然要寻找巩固自己地位的良策，更要为后代子孙奠定稳固的万世基业。秦王朝凭恃武力得天下，又凭恃武力治天下，最终导致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让刘邦认识到，单靠武力不可能长治久安，表面的服从，远不如内心的忠诚更为可靠。而在那个迷信的时代，惟有神才能得到臣民百姓的狂热崇拜和虔诚信赖，从而心甘情愿地服从自己的统治。因此，以神话来神化自己，应该说是最佳选择。同时，自古以来，血缘贵族理所当然地统治臣民百姓的政治现实，也给刘邦以现成的启示：只要给自己嫁接上神的血缘，那就能以神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统治普天之下的臣民百姓了。于是，刘邦创造了蛟龙生子的神话，也创造了历史。从此之后，所有的皇帝都成了龙子龙孙。

刘邦创造的帝王神话，为万人搏兔游戏的幸运儿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用来说明自己坐上皇帝宝座乃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旨意，而不是凭武力靠聪明就可以得到的。因此，一旦尘埃落定，所有驰骋疆场的野心家，都应该从梦中醒来，承认失败，俯伏在真命天子的脚下。这一高超的发明，满足了所有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帝王的需求，抚慰着他们恐惧焦虑的心灵。故而，翻开《二十四史》，你就会发现，所有创业的君主和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的皇帝，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神话如影随形，来证明他们是龙之子、神之子。而其子孙后代，则几乎都不再有神话发生，因为他们已经用血缘传承的方式从父辈那里继承了神性，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坐上皇帝的龙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