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秦昭王当国时期，李冰任蜀郡守，父子二人领导蜀郡百姓修筑了流芳百世、造福万代的都江堰和其他水利工程，加快了蜀地以水稻、桑蚕为主的农业开发和以井盐、蜀锦为代表的手工业开发，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的繁荣。此后，巴蜀地区就成为秦国最稳定和繁荣的地区之一，在秦国与东方六国、特别是与楚国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在吞并巴国后，因利乘便，指挥秦军继续南下，“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②，这是秦国第一次从楚国夺取黔中郡。在这以后，秦、楚双方为争夺这一地区互相攻杀，黔中郡虽然数次被楚国攻占，但秦国却能凭藉巴蜀这块根据地将它重新夺回来。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秦与楚国先战丹阳，消灭楚军八万人，夺回汉中，再次沟通了关中、汉中与巴蜀的联系，接着，又战兰田，再胜楚军。乘战胜之威，张仪又一次出使楚国，游说楚国背齐亲秦，破坏楚国与东方各国合纵抗秦的策略。在与楚怀王的交谈中，张仪一再宣扬巴蜀对楚国构成的威胁，他说：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栗，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关，扦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③

大概因为此时的张仪已经亲身参加过夺取巴蜀和黔中的战斗，目睹了巴蜀的富饶资源和地理优势，已经改变了几年前他对攻取巴蜀的看法，充分认识到巴蜀对秦国的战略意义。他的话虽然不乏纵横家的夸张色彩，但基本上是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为基础，对于楚国来说，实在是真情多于恫吓。不久，事实即证明张仪的话是正确的。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在楚国夺取黔中郡不久，秦国就又一次令“司马错派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④。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⑤。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⑥。显然，由于秦国以巴蜀为根据地频频出击，向南向东发展，不断地蚕食楚国的土地，经过反复的争夺，最后巩固地占领了黔中郡和巫郡，控制了今日湖南北部和湖北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军事上从西、南两面形成了对楚国的包围进攻态势。使楚国的西、南两面几乎无险可守，只得向东节节败退，始终无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到秦王赢政统治时期，巴蜀经过近百年的开发，更加稳定和繁荣，已经成为秦国当之无愧的战略大后方，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的粮食、蜀锦、井盐和其他军用物资，有力地支持了秦王政的统一大业。对此，宋人郭允蹈在其所著的《蜀鉴》一书中说：

“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秦既取蜀取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

这是历史上对巴蜀在秦朝统一中的重大作用第一次做出的中肯评价。

秦朝建立十五年后就因秦皇父子两代政策的失误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在三年多的反秦战争中，原东方六国的旧地烽烟四起，社会秩序大乱，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遭到破坏。唯有原秦国的腹地关中、汉中和巴蜀一直安定如初，既没有爆发反秦的农民起义，更没有出现将军和郡守的反叛。在当时信息传递迟缓和秦朝政府有意封锁消息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百姓和官吏大概还未弄清东方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秦皇朝就寿终正寝了。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关中、汉中和巴蜀之所以仿佛是安定的绿洲，一是因为这里是秦国原有的疆域，自商鞅变法以来其封建化的改革相当彻底，生产关系比较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秦皇朝对这些地区的剥削较轻，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百姓的生活还没有艰窘到铤而走险的地步。三是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的封国割据状态的存在，使百姓在心理上形成对故国的认同，不易滋生反叛的意识。因为这里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没有打乱，所以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七年之久的动乱岁月里成为最稳定的地方，也是最易于统治的地方。秦朝灭亡后，项羽一度执时代之牛耳，他企图用分封诸侯王的办法建立战后的稳定秩序。且不说这一决策本身就埋伏下日后战乱的种子，就是他出于偏狭之念封刘邦以巴蜀为根据地的汉王也是铸成大错。尽管刘邦当时对于这一不公平的分封忿忿不平，气得几乎要与项羽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却从项羽的失误中取得了日后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至关重要的后方基地。据《史记》、《汉书》记载，项羽入关中后，杀子婴，屠烧咸阳，然后“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项羽满以为，把刘邦迁到地僻道险的巴蜀，使之老死该地而无出头之日，也就消除了对他称霸中国的最大威胁。刘邦当时也没有认识到巴蜀对他后来成功的重要意义，所以要不顾后果同项羽开战。周勃、灌婴、樊哙等人的劝阻一概无效，但萧何的一席话却使刘邦顿时清醒，转怒为喜。因为萧何最早看出了占据巴蜀对于日后争夺天下的重要意义：

“何谏之曰：‘虽王关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致，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