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

除此外，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还进行了种种限制。干隆时（一七六0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防夷五事”，由清政府颁布执行，所谓“防夷五事”是:第一，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商到粤后由“寓居行商管来稽查”；第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第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第五，“夷船泊年”“拨营员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一八0九年）又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到道光时（一八三一年）又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并限制外商在中国之行动，如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不许外商在所住商馆中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丝以琉球国为例，按照一七六四年干隆的谕诣，只准“岁买土丝五千，二蚕湖丝三千斤”。各口岸及出入地方，还要“严加复查，以杜影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四九一至四九二页。）。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一七五九年新柱，李侍尧等说:“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用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一八一0年英国大班剌佛（J·W·Roberts）向广东巡抚申诉:“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怀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参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了清政府闭关销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评价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呢？笔者认为，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之策，有百害无一利。它一方面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限制了中国民众与西方的贸易，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学习。这种阻碍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是较为显着，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初期，他们对世界的“贸易侵略”还只限于印度，南洋等地，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贸易侵略”中国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打开国门，自由地放开贸易，鼓励中国民众出洋经商，中国是完全有可能赶上西方发展的步伐。如后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放结果，赶上了西方国家。正是由于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销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后来“鸦片战争”的更大灾难。

尽管当时西方在发展，世界在发展，而在东方的清王朝却继续执行着闭关销国的政策，中国不仅越来越落后和腐败，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此时的中国已经由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东亚病夫”。为什幺一个曾经走在人类前例，并为人类带来许多古代文明和发明，以及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的古老国家，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时候，又突然停止了脚步，并又被世界的发展大大地抛在后面。有些史学家曾简单的把它归罪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的无能和愚昧，固然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长达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延续

中国社会最初的氏族走向国家的过程中，曾遗留下来的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君主的家族统治，家国合为一体，以血缘宗法纽带维系，家族中的家长制扩大到国家，也就是以后中国封建与专制的“朕即国家”的“皇权天下”的高度集权的君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