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的货物，从输入到中国的货物来说，英国本土的出产，实在没有一件是中国民众所喜欢的。当时英国本国的王牌货物是毛纺织品，但是这种货物既不够精美，也不够便宜，在中国找不到什么主顾；而英国商人（主要是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则为生丝、土布、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大黄、瓷器、糖、樟脑等，向中国输出毛纺织品，金属（铅料，铜及打簧货），从印度运来棉花；美国从广州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生丝、茶叶、土布三项，向中国输出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所有输往中国的商品，对中国来说可有可无，中国有的是绸缎土布，英国毛呢在中国很难找到销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如英国从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二九年，曾八次来到中国推销棉纺织品，都销路不佳，多次赔本。一八二一年英输往广州的英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市场上拍买脱手，结果赔本百分之六十。

英国的一些奢侈品，市场需要量很少，印度来的棉花尽管有用，但中国也是盛产棉花的国家，只有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印度棉花才有销路。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纺品，金属品和棉花），中国结实的土布则又畅销欧，美市场，美商每年从中国贩运二、三百万匹。这样，当时的英美等国不能向中国提供什么象样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国货，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大量的出超。以中、英间的贸易而论，到贸易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必需用白银（西班牙、墨西哥银元）来支付，以至当时来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东印度公司来华的商船，经常要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现银，商货不多。所以，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整个进出口生意是无年不赔的。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及与其它美国等国之间的差额，这些开始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矛盾和摩擦。造成当时这些差额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从中国方面说，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产和土地资源，本身的农业和手工业完全可以满足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需要；从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的技术先进，产品新异，但是其工业产品规模要达到足以排挤中国的货物，攻破封闭的中国市场大门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比如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还不是工业大国，拿不出什么制造品输入中国，葡萄牙虽然租借了澳门，但也只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运往南洋，印度和欧洲贩卖，而把南洋的香料，药材等物，以及少量的欧洲商品运销到中国。这种贸易，中国货经常出超，他们的支付手段是白银；西班牙也是经常从墨西哥运载大批白银到吕宋，而由闽，广商人贩运丝绸等货到吕宋换取银元载回中国。这两个原因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和地大物博的古老的大国，并不是可凭一些少量的现代产品就可以打开其封闭的大门，也不可能通过少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就能改变中国民众的消费传统。见下表: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二、做着“天朝大国”美梦的清王朝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一六八三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曾一度下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广州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而到了一七五七年干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还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明代废除“市舶司”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