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洋烟性烈，土烟平和，“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如此以土烟敌洋烟，洋烟“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页。)许乃济“以烟挤烟”“以毒攻毒”的“驰禁策”，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有效的抵制洋烟的“入侵”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许乃济的“驰禁策”是一种面对现实，积极的“禁烟主张”，他既考虑到中英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也从当中国封闭的实际出发。而许乃济的主张却遭到清延内部的一些保守派的攻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反对许乃济的“驰禁策”，由于道光皇帝本身就是保守派的头目，自然道光帝也反对许乃济的主张，不久道光帝就否定了许乃济的驰禁主张。从此朝延内部再也无人敢提驰禁主张，而许乃济本人也因为提出“驰禁策”与道光帝的思想背道而驰，被道光帝革职惩处，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许乃济含冤死去。

对于许乃济“驰禁论”中国学术界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近年有人重新作了评价，认为以往对许乃济弛禁策的批驳，停留在一个半世纪前许球的水平，“十足是一种高调，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而已，完全谈不上什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钱昌明:《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学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也有人认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主张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帧上奏拥护外，举朝无有任何异议”。（王中茂:《许乃济驰禁论评价新探》，《洛阳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关于“严禁策”，一八三八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奏章，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策，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本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严禁的奏折，符合道光帝的心意，道光阅后，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结果复奏的二十八份奏折中，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主张的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少数八人，其它大部分人对黄爵滋的严禁主张的现实性都提出不同意见，但由于道光帝倾向于黄爵滋的“严禁策”的主张，自然在禁烟活动中，黄爵滋的“严禁策”派也就暂时占据了上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道光帝任命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帅，前往广东实施道光帝的禁烟“严禁策”主张，这便后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禁烟活动”。

四、何谓林则徐的“禁烟活动”？

林则徐（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五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与道光帝，黄爵滋等一道主张“严禁”的代表人。林则徐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任地方官，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当黄爵滋提出“重治鸦片吸食者”的主张后，林则徐表示完全赞同，随即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提出了六项禁烟方案，接着林则徐又连续呈递了两道有关禁烟的奏折，一道是《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另一道是《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一八三八年十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在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大范围的禁烟活动。同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去广东查办鸦片事宜时，道光帝曾十九次召见，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 ，有识者已为文忠危”，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明显地提到了的(参阅雷晋辑:《蓉城闲话》。)林则徐在来年的一月八日奉皇帝之命，出京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原来并不赞成“严禁策”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皇帝和钦差的权力压迫下，也开始转变立场，并在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成为了后来禁烟派的主要人物。林则徐的到来使原来实施“驰禁策”广东，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禁烟活动”。

一八三九年元月，当林则徐开始赴广东的途中，他就已经开始规划他的“禁烟活动”，他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开出了一批中国的“烟贩”，立即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他到了广州半个月后，命令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并且要求外国商人具给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二百四十三。)而对于外国走私鸦片的商人，林则徐也指名了捉拿了一些，并派兵围困了外国商馆，撤走了在外国商馆内服务的中国人，停止外国商馆的一切饮食供应，在林则徐的“严禁”下，二百多英国商人在当年三，四月间共交出了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英美两国商人交出的二万多箱鸦片，合计二百三十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