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历代大儒》作者：舒大刚/主编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儒者自命是以道义为社会服务的人，为了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些人不仅需要夙夜强学，精通治道，而且要身体力行，具有很高的修养。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太多的追求，不宝金玉，以忠信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财货，以多文为富。哪怕身居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饔牖之中，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不忘为天下兴利除弊。这些人在政治上信念坚定，虽有暴政，劫之以众，阻之以兵，见死不更其所操。他们与人交接平易可亲，善于合志同方，营道同术，但讨厌结朋比党，谗谄害人。这些人原不主张高蹈晦迹离开社会去过恬静淡泊的田园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为人臣民而不致君尧舜就是无君，为人子女而弃亲远适就是无父，无君无父就是禽兽。但是社会却往往连这些所求甚少而热心社会事业的人也不能宽容，把他们大批地逼进山林泽薮，不得不与糜鹿同居，与禽鸟为友。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有许多这样才华出众，守志不移的人，被社会抛弃而成为游隐之士，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就是这些不幸者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父亲叫王朝聘，字修侯，号武夷先生。王夫之是武夷先生的第三个儿子，夫之出生时，他已在知命之年了，长子叫王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号耐园；次子兰参之，字立三（一字叔稽），号囗斋。王朝聘也是兄弟三人，弟王延聘，字蔚仲，号牧石。二弟王家聘，字子翼。除父亲以外，在这些人中对夫之影响较大感情较深的是仲父牧石先生和长兄介之。

王家先世以传习《诗经》见长，夫之的两位叔父在诗歌方面都有一定成就，他小时开始接触声韵、对偶这些作诗的基础知识时，牧石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父亲大约接受了同里大儒伍定相先生的学风，求学不仅仅为了科举制艺，大凡有益民生的实学如天文、地纪、职官、博物、兵农、水利之书无所不读。这位老先生有些大器晚成，天启辛酉（1621），王夫之已经3岁，他才在这年举行的乡试上取得一名副贡的资格。所谓副贡，就是乡试录取名额之外的备取生员，也叫“副榜”。按照当时的选拔制度，副贡也可以和一般的贡生一样，进入京城太学——国子监进一步求学，以取得监生出身，步入仕途。

王朝聘是他们兄弟三人中唯一入监的举人，他在北都燕京大约蹉跎10年之久，崇祯辛未（1631年），他终于得到一个外放做官的机会，但是功败垂成。那时正值温体仁当权，吏部的选郎承奉他的意旨索取贿赂，这在崇祯朝的官场上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然而却使这位老监生做出令人吃惊的抉择，他说：“仕以荣亲，而赂以取辱，可乎？”于是他愤然撕碎吏部文碟，踏上返乡的程途。这件事情不仅使王朝聘对功名看得更加淡薄，而且使他对官府产生深深的厌恶，从此，凡地方官吏登门请见，他一概托病谢绝。后来王夫之中举往南昌上计偕，请示父亲道：“夫之此行也，将晋贽于今君子之门，受诏志之教，不知得否？”父亲怫然曰：“今所谓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已有本末。以人为本而己为末，必将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虽欲殉己而无可殉矣。”这是他以大半生的生活经历概括出来的为人立身准则，幼年的王夫之当然体味不出它的全部含义，但是在他日后生活中每临大事时，父亲的教训往往帮助他作出自己的决断。

古人忌儿童偶年入学，但是王夫之4岁时就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了。他的聪明以及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到7岁时他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0岁时他父亲还做监生，教他学了五经经义，14岁考中秀才。越二年，开始致力于诗文，在短短的两年间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10万余首，这需要何等顽强的毅力！

少年时代的王夫之大约也不乏普通儿童的调皮淘气。晚年回首往事，他说那时常犯“口过”，“早岁披猖”，惹得父亲不高兴，常常十天半月不再理他，直到他内心自觉认错，涕泣求改时才给以教训，气极了有时也会“夏楚（戒尺）无虚旬，面命无虚日”。不过父亲不爱翻旧账，一经说过，终生不提往事。他不总是向孩子板起面孔，有时把他们兄弟召集在一起，一面饮酒，一面劝导他们做人要谦逊和气，远利蹈义，说至动情处，间或还掉下眼泪。他允许孩子们有正当的游戏，让他们摆棋对奕，但从不许学博囗（又名六博、格五）击球和游侠生事。回忆往事是令人恰悦的，尤其是孩提时代的事情，即便在当时是教人头痛、伤心的事情，回味起来也会滋味无穷。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夫之不仅在经、史、文学方面打下很深厚的基础，而且在人格形成方面接受了感染。他少年时攻读的书籍多数是儒家经典，家庭成员笃行礼教，所以忠孝二字在他思想上是牢不可破的观念。古来把忠孝与爱国看做是同一个思想体系，他后来以一介书生，招募义兵，抗击清人，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王夫之父子也许受名教影响太深了，正像我们一开始所开列的儒者的品格一样，他们不把入仕做官看做是谋取货财的手段，而把它看做行道济世的资籍，君臣合义，合则尽力事之，不合则毅然去之，这叫做“易禄而难畜”，他们有明确的是非界线，同志合道、忠良正直则引为知己，奸诈邪恶则嫉之如仇，所以他父亲不惜离乡背井在京城蹉跎10年，不肯纳贿取辱，王夫之日后追随永历流亡政府，奸邪当道，便很快引退。至于学问之道，这个家庭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恐怕就是独立思考和求实精神。

崇祯已卯（1639年），王夫之20岁在乡学读书时，他与同乡人文之勇（字小勇）、郭凤跹（字季林）、管嗣裘（字冶仲）等人效仿东林、复社，成立了一个旨在抨击时弊，评论朝政，议论改革的团体，叫做“匡社”，这几个人都是武夷先生及门弟子，自幼意气相投。次年（庚辰，1640年）东林著名党人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字汇旃）督学湖广，此人少时侍从父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于梁溪（江苏无锡）创办过丽泽堂，与祁州（河北安国）的习包有南梁北祁之称。他本人崇尚理学，督学湖广时曾在衡州立朱熹、张载祠堂，令学子向学礼拜，这样的人掌管湖广的学政，诸生很容易习染东林党人激浊扬清的风气。王夫之参加匡社说明他当时已经留心现实的政治生活，他的长兄有一次提醒他说：“此汉季处士召祸之象也，文章道丧，不十年而见矣。”然而高世泰却在评价夫之制艺文章时大加赞赏，称之为： “忠肝义胆，情见乎词。”匡社是南岳一隅几个关心时政的青年闹起来的，它没有在全国发生多少影响，如果要说它对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影响，那就是永历元年清兵入衡阳，诸生举义帜，而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就是匡社的发起人。

明朝的科举，每逢子、午、卯、西之年秋八月，各省照例要举行乡试，崇祯壬午（1642年），王氏三子都准备赴武昌应试，结果，次子参之因父母春秋已高，留在家中服侍双亲没有成行，介之、夫之三场试毕，同榜中举。那一年衡阳共有7人中举，王氏独居其二，其余5人李国相、管嗣裘、邹统鲁、郭凤蹑、包世美，除了武夷门人，便是夫之兄弟的好友。不过这时候明朝的江山已经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越剿越盛，横行大江南北，督抚州县无能御之；崛起山海关外的清人屡犯边关，守军节节败退；而贵戚官僚却仍在覆巢之下争权夺势，贪污盗窃，一些政治敏感性较强的士大夫已经察觉了亡国的兆头，内心充满了忧惧不安。武昌乡试华亭人沔阳知州章旷担任分考，考试结束后接见了王夫之这位年轻的考生，谈话中意味深长地将夫之引为知己，互相勉励；五年后，降将孔有德率清兵进入两湖，这位在国难深重之际才被永历皇帝推上阁臣高位的官吏率孤立无援之师日夜转战于荆楚各地，其间王夫之与他不断书信往来，献计献策，然而明亡已成定局，他们努力的结果除了以身殉国便别无选择。另一位分考官是长沙推官晋江人蔡道宪，出场后与夫之也谈到国势不支，相互砥砺的话，第二年就死于张献忠入湘之役了。

人如果真能事事前知，便不会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因此无论以后如何，目下还是该怎样做便怎样做。这年冬天王夫之与兄介之到南昌上计，作北上人监的准备，不料次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由南京沿江而上攻占武昌，杀死楚王，长沙大震，当时长沙还有一部分兵力，湖广巡抚王聚奎率一部驻袁州，承天巡抚王扬基所部千余人驻岳州，长沙推官蔡道宪募练乡勇5000余人，他们先守岳州，但二王畏敌如虎，八月，张献忠兵至岳州，很快就攻陷城池，他们只好退守长沙。坚守三日，王聚奎为了保全实力，以出战为名，抽身先逃了。不久城破，张献忠进占长沙。长沙既下，又分兵经略衡、永，王氏兄弟闻讯，哪里还有进取功名的心思，于是倍道兼程赶回衡阳。衡州失陷后，稍有资财的人都逃到山中避兵去了，王氏三兄弟也簇拥着70多岁的父母逃到南岳莲花峰下。张献忠在长沙拆桂王府起造宫殿，选拔官吏，王氏兄弟既然是新中的举人，正好是起义军物色的人才，但是受过长期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都把起义军视为贼寇，不肯替他们服务，王夫之与仲兄参之都曾被义军巡逻兵强迫去做官，但他们誓死不从，要不是义军很快退却，几乎首领不能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