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理学的批判

戴震是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在“义理三书”中，他对儒家哲学范畴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清除程朱理学家的谬说。除了在天道观、人性论和认识论诸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辨外，还从社会哲学方面对理学进行了批判。

程朱理学的产生，原本是为了维护孔孟儒学的权威，以与释、道二教相抗衡。但理学思想中，援释入儒、援道入儒的地方随处可见。戴震指出理学家表面上力破老释，实际上杂袭其言，因此，他们的论点很难说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原旨。他说：

盖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其学非出于荀子，而偶与荀子合。故被以为恶者，此亦咎之；彼以为出于圣人者，此以为出于天。出于天与出于圣人，岂有异乎！……《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及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注]！

这样，程朱理学虽然号称接续了儒家道统，所谓“天不生程朱，仲尼如长夜”，实际上所代表的并不是纯粹的孔孟之道。在《孟子字义疏证》序言中，戴震批评说：

目之为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寤，辨恶可已哉！

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界达数百年，后世人们不知其与异教相差无几，反而把它作为金科玉律，信奉不疑，惑乱人心，危害斯民。因此，他要站出来与之辩论。在《疏证》的结尾说：

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

戴震深知要彻底清除程朱理学的影响，是相当艰难的。他是抱着一种殉道精神去恢复原始儒学的面目的。

戴震还从理欲之辨的角度，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他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进民之欲，而王道备。”最好的政治是让人们的需求得到必要的满足。但理学家片面强调理、欲的对立，用名教压制人欲，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造成了古今许多人间悲剧。一个“理”字之下，不知有多少冤魂在呻吟。他深刻地指出：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道。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乎！杂乎释老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注]。

理即纲常名教。在理学统治下，它成了尊者、长者、贵者用来压迫卑者、幼者、贱者的工具。本来，先秦儒家虽然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但设计的是一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和乐的理想社会，不提倡单方面的道德义务。君不仁，臣可以不忠；父不慈，子可以不孝。程朱理学在维护“名教”的幌子下，片面强调单方面的义务，干出了“以理杀人”的勾当，这是违背原始儒学精神的。戴震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最痛切的批判，并通过自己的学术建树，建立了一套反对理学、向原始儒学回归的人道哲学。

这就是戴震思想体系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