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历代大儒》作者：舒大刚/主编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注]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注]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几番科场坎坷 一代朴学大师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注]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注]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9岁时、他被补为休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注]。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