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熹理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家

18世纪，在法国出现了在意识形态上同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进行宣战的启蒙运动，发动和参与这场战斗的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都通过耶稣会士的译著和报导，潜心地研究过中国的历史、思想、教育、文化、刑法、风俗和政治制度，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食粮。

孟德斯鸠（1689—1755年）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他在1713年曾和侨居巴黎十年在法国皇家文库任中文翻译的福建漳州人黄加略〔7〕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了解中国的宗教、刑法、服饰、 墓葬以及中国人对家庭财产的观念、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国国家的管理方式等等。但他最为兴趣的是中国的社会和法律结构。孟德斯鸠对谈话内容作了详细的笔录，并装订成册，定标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对话》〔8〕，然后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汲取其精华，丰富充实了他的“自然神论”思想和“法”的历史观。他的“自然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它为自身固有的规律即‘法’所支配”的看法，与朱熹的“宇宙生成论”有相似之处。他的“人类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为自己固有的‘法’所支配，支配一切民族的一般的‘法’就是人类理性”、“政治、法律制度要从人的现实生活环境出发”等，与朱熹的“人治中有法治”的思想和法制的治国方略应从当时的实际历史条件、从当时人们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时势变易了，治国方略也应随之变易的思想极为相似。从孟德斯鸠的思想、主张与朱熹的思想、主张的许多相似点，可以看到孟德斯鸠从中国留学生黄加略那里了解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受到中国文化、朱熹理学的影响。孟德斯鸠汲取了中国文化、朱熹理学思想的精华，结合对法国的文化和政治的见解，在中国留学生黄加略的协助下发表了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等著作，而成为著名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与法学家。他在《论法的精神》中高度称赞中国的文化:“我相信，中国文化将永远无法完全为我们所了解。”

伏尔泰（1694—1778年）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和著名的领袖。他才华横溢，充满活力，勤奋好学，经常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保持通信联系，了解欧洲各国的情况；同时，也和法国的耶稣会士频繁来往，特别是多次与耶稣会士傅圣多交谈，从傅圣多那里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并利用中国的年代学来批驳《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9〕。在哲理小说《天真汉》中，他指出:“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五十世纪以上。”他还认为，当欧洲人“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时，中国早已是地大物博明智美好的文明国家了。他称赞中国史籍的记载即无虚构又无奇谈怪论，中国历史是一部合乎理性的信史。他说:“中国人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的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10〕伏尔泰被中国文明所震动，并高度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11〕。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从中国开始，并长期遥遥领先。他利用中国的文明来巩固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的革命意识，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罪恶行径，把教会比作“迷信的恶魔”，教皇是“两足禽兽”，教士是“文明的恶棍”；无情揭露欧洲社会充满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他针对欧洲社会的污浊和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提出“打倒卑鄙无耻的东西”、“消灭败类”的战斗口号，并向教会的僧侣们公开宣告:“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12〕伏尔泰歌颂理想，推崇文明，希望在清除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起充满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他认为朱熹理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是唯以德教人，“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在《查第格》这部哲理小说中说，中国的“理”或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觉得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这种以道德规范为准则，使天赋与理性、文明的发展与理性的进步、历史的前进相统一的“理性宗教”是伏尔泰坚定不移的信仰。他在哲理小说《老实人》中，就塑造了如

中国那样的一方“尽善尽美的乐土”——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理想国家。直到法国大革命，中国哲学中的德治主义还对雅各宾派发生影响，罗伯斯庇尔起草的《1793年宪法》的第六条说:“自由是属于所有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也倾慕中国的文明，高度赞美中国是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典范。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的文明，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高度评价中国的儒教与理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1 3〕“百科全书派”的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一书中说:在中国“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因此，与中国理学家一样，他认为欧洲各国也必须如中国那样以德治国，并在《社会体系》一书中提出“欧洲的政策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的主张。中国理学家主张德政，同时也重视法治。朱熹就针对南宋吏治和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提出:“古人为政，一本于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14〕的见解。但在执法上，朱熹认为应从圣人“至益至平，无所偏倚”之心出发，应立于大本达道之上，同时也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朱熹对《尚书》“惟刑之恤”的解释，就体现了朱熹的法治思想。他说:“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是乃卖弄舞法耳。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凡功皆可以从重也。”〔15〕“百科全书派”从朱熹的这些思想中，看到中国法律的严明，因而也非常赞赏中国的法律。“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波维尔十分明确提出要以中国法律为榜样。他说:“如果中国的法律能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16〕可见，“百科全书派”也深受中国文明、朱熹理学的影响，他们以中国儒家、理学家的自然观、理性观、道德观、法律观和政治理想为锐利武器，狠狠地鞭鞑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弘扬理性原则，向往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理性社会，极大地推动了中世纪欧洲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