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累。朱熹理学正是这种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维护和促进当时和后来的学术、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有不可抹煞的贡献，而且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也有重大的作用。

欧洲启蒙思想家是指在14至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制造舆论的思想家。他们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学说的旗帜，批判宗教迷信、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批判特权等级制度。他们主张一切现象都来源于自然而不是“上帝的安排”。他们崇尚人类认识自然规律和理性法则，反对神学。他们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尊重人权，否定神权；主张科学和教育，反对蒙昧主义。启蒙思想家在运动中倡导的人文主义和理性学说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

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理性学说是从何处而来呢？应该说是来自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所留传下来的思想材料，但是当时，中世纪的欧洲的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都是基督教会独统天下的，他们用神学解释一切。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因此， 这种思想文化的现实无法满足启蒙思想家的革命需要，难以提供启发民智和解放思想的理论和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思想家就只有从非基督教统治的遥远的东方文明国家即中国那里汲取完全不同于欧洲气质的文化中合乎他们需要的理论和知识，来建构自己的学说即人文主义和理性学说。中国孔孟儒家学说和朱熹理学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明代万历年间始，由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与留欧中国学生介绍、传播到欧洲去，并成为启蒙思想家所汲取的理论养料和精神力量源泉的。孔孟儒家学说、朱熹理学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了大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促进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和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

一、朱熹理学与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深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是西方第一个确认中国文化对于辅助欧洲文化的发展十分有用的科学巨匠。莱布尼茨从21岁起开始研究中国，41岁研读了在巴黎出版的孔子论著和传记。在罗马，他结识了耶稣会士闵敏我，并从闵敏我和其他耶稣会士那里获得许多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1697年，他把这些材料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现状》。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热情呕歌中国的文明，还借用中国文明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当时的基督教统治:“我们在过去没有谁会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然使我们觉醒了。”他忠告欧洲社会:“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这样下去，我认为中国人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将会很快超过我们……我们生活得如此之混乱，道德沦落难以自拔，因此我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圣哲到我们这里来，把治国艺术和被他们提高到如此完美的高度的那种自然神学教给我们，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可见，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是极为崇拜的，崇拜到要求中国派遣人员到欧洲传授中国文化的境地。他认为中国儒家学说“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2 〕众所皆知，欧洲本土的古希腊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文化，它反映了古代欧洲的文明， 并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养料。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但是， 莱布尼茨却认为早于古希腊哲学的中国儒家哲学远比古希腊哲学发达、先进、更具权威性。因此，莱布尼茨对于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给予坚决的反驳:“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4〕同时，他决心全力以赴地去研究中国文化， 并为此而倡导建立了柏林、维尔纳、彼得堡的科学院，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研究列为这些科学院的研究项目。

通过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研究，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都充满着理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也应是合乎理性的；尊崇理性，是中国哲学家特有的珍贵品格。莱布尼茨完全接受了朱熹的“君主对人民要施行仁政，治国要以德为主”，“提倡仁君统治和大一统，反对君主专制”的观念，并提出建立开明君主制的主张。这些思想都从他出版的《中国现状》中充分地反映出来。《中国现状》不断发表耶稣会士介绍中国的文章。在后来的《中国现状》中，他又刊出原在北京传教的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在该刊物上他鲜明地指出，中国在康熙统治年间出现的安定和繁荣的社会景象就是他所追求的社会楷模。他称赞康熙皇帝尊崇儒学，导倡程朱，是最具有理性的皇帝。莱布尼茨在他临死前的一年即1715年，还给法国摄政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写了长信——《论中国哲学》，表达他直到暮年仍然尊崇和向往中国理学家那种思想开放、独立思考、富有思辨的品格和崇尚理性的信念，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国理学家崇尚的自然法则。

莱布尼茨在对中国文化、朱熹理学等的研究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培植了他的哲学成就，如:他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论”学说，发表了与宋代理学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的《二进制计算的阐述》论文和含有孔子、老子关于“道”的观念的《单子论》，从而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同时，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5〕因此，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成果和自然科学成果来说， 李约瑟的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当爱因斯坦时代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6〕

到18世纪，莱布尼茨的弟子佛朗克和沃尔夫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辨哲学，继续重视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1707年，佛朗克在哈雷创建东方神学院，专设了中国哲学专科。1721年沃尔夫因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而被逐，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辩证精神传给康德。康德在批判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哲学过程中，坚持对中国的研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力量，如他在《宇宙发展概论》中提出的天体起源的假说，把宇宙描绘成一个物质的发展过程和“大自然是自身发展起来的，没有神来统治它的必要”的观点，与朱熹的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的观点十分相似。因此，尼采称康德为“歌尼斯堡的伟大的中国人。”康德从早于他六百年的朱熹那里获得考察自然界的科学的方法——用辩证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去考察自然界，这就开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先河，推动自然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