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这种“《春秋》决狱”不仅成为汉王朝的定制，而且其原则也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则有:

（一）“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又见于昭公元年），是对于鲁国公子牙欲为叛逆而季友令其饮鸩之事的阐发。它说:“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据唐人颜师古对其文义的解释——“以公子牙将为杀逆而诛之，故云然也。亲谓父母也。”（《汉书·王莽传下》注）可知“亲”指父母，“将”乃“将为杀逆”之意。它的整个意思是说:凡是蓄意杀害君上、父母而谋乱的，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也当与叛逆同罪。例如《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奏曰:

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

又如《后汉书·樊鯈传》，广陵王刘荆有罪，明帝意欲宽恕，诏樊鯈与任隗共同审理。但最终他们却“奏请诛荆”，故明帝发怒，认为“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樊鯈亦当面顶撞说: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皇权和父权，这一原则便成为汉代“《春秋》决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二）“亲亲得相首匿”。所谓“首匿”，据《汉书·宣帝纪》注释说，“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即首谋包庇罪犯。故“亲亲得相首匿”，就是指若亲属之间隐庇犯罪，可不受法律制裁。它是根据孔子所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演变而来的。

《通典》卷六十九《礼二十九》载有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例。兹转抄如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罪？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由此看来，汉代最早提出“亲亲得相首匿”并用以决狱的是董仲舒。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被采用。《汉书·功臣表》载，临汝侯灌贤，“元朔五年，坐子伤人首匿，免”，可证。又《盐铁论·周秦》，“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一直到宣帝，由于开始强调“以孝治天下”，所谓“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它才被明令规定下来。如宣帝诏曰: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不过，这种首匿仅限于上述几种亲属关系，即直系亲属。并且也不是什么犯罪都可以隐庇，它对“谋反”、“不道”等重罪即不适用。汉代规定:凡遇此类案件，应另以《春秋》“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为据。其亲属非但不得首匿，反而还得告发；否则，法律将严厉制裁。《汉书·王子侯表》:成陵侯刘德，“鸿嘉三年，坐弟与后母乱，共杀兄，德知不举，不道，下狱瘐死”。这种限制正是“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汉书·哀帝纪》）的集中体现。

（三）“原心定罪”。所谓“原心定罪”，就是在断狱时根据犯罪事实，考察犯罪者的内心动机给予定罪。这种原则主要是由《公羊传》引申而来的。《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载:“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羊传》解释说:

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

因此，董仲舒在阐发《春秋》大义时便予以发挥说:“《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心，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这样一来，随着以经治国的深化，汉王朝便在法律实践中广泛采用了这一原则，并把它的内容归结为“赦事诛意”（《后汉书·霍諝传》）。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例如，《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董仲舒《春秋决狱》: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执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再如《论衡·恢国》: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广陵王荆迷于孽巫，楚王英惑于侠客。事情列见，孝明三宥，二王吞药。周诛管蔡，违斯远矣。楚外家许氏与楚王谋议，孝明曰:“许氏有属于王，欲王尊贵，人情也。”圣心原之，不绳于法。

类似事例还可以见于《汉书·薛宣传》、《孙宝传》、《后汉书·鲍昱传》、《郭躬传》、《论衡》和《风俗通义》等，此不繁引。

汉王朝采用的这种“原心定罪”，是与“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及下文将论及的“《春秋》诛首恶”相互关连着的。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把人们“叛逆”的行为扼杀在未萌之中。这对于维护统治无疑有着很大作用，但同时也为官吏任意解释法律、滥行刑罚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从法学自身来看，这种“原心定罪”也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志善而违于法者”，往往都属于“过失”犯罪，而“过失”犯罪在量刑上则应当从轻。《汉律》明确规定:“过失杀人不坐死。”（《周礼·秋官·司刺》郑司农注曰）问题只在于它没有明确的决狱标准，故往往会造成司法上的混乱。特别是“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更是所谓“思想”罪的滥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到近代以来，随着民主和“无罪推定”思想的传入，这种“诛意”观念才逐渐为人们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