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教授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演讲

关于正义问题，西方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罗尔斯都有很多讨论。在我们的国学中，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思想资源的。儒家的社会理想与制度设计多是针对当世的社会弊病提出，并用来批评、指导当世的。大家知道，关于权利观、公私观、群己观、正义观，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儒家当然也不例外，但它毫无疑问都具有某种普遍性，值得今人记取。

先秦儒家并不弃绝私利

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以及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孟子首次明确提出为民制产。

先秦儒家对老百姓的私利相当关注。例如孔子治国安民的主张是“庶、富、教”，庶而后富，富而后教，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看作是为政之本。孔子所重在“民、食、丧、祭”，重视百姓的吃饭与生死问题，主张如子产那样“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孔子希望统治者不违农时，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继承孔子的人道主义，孟子反对暴政。孟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前提的。正因为人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能行“不忍人之政”。关于私人，尤其是小民的权利、领域或空间，孟子强调保障老百姓的财产权或物权，认为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产业有收入的政治；一定要保证他们的收入所得，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小；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引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

孟子严厉批判了战国中期的社会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书中多处谈到“八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家生活理想。人民有土地宅园，有桑麻、家禽、家畜，无冻馁之虞，有丝衣，有肉食。在战乱频仍之际，孟子反对不顾人民的死活，驱民耕战来满足人君的私欲，而主张轻刑薄税。所谓“王道”就是使得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

先秦儒家对土地、赋税和商业有许多制度方面的设计，孟子、荀子和《礼记·王制》对此都有很多相近的论述，根据他们的看法，王者的法制是:均等赋税，平正民事，裁制万物。土地税，九分取一或十分取一。关口和集市，只稽查坏人，而不征收赋税；给商人空地以储藏货物，不另外征货物税；山林和渔场，按着时序关闭或开放（生态的考虑），任何人都可以去，而不征收税用；依据土地的肥瘠程度而征收赋税；流通财物，转运粮食，畅行无阻；借民力助耕公田（即劳役地租），不再征收其田税；耕种祭田不征税；征用民力一年不超过三天；农夫的居住地不征地税和额外的钱；田地和居邑不得出卖，不得在公家给予的家墓地之外再求余田；犯罪的人，刑罚只及于他本人，不牵连到他的亲属（“罪不及孥”）。

我们知道，儒家的“礼”是社会的公共生活规范与秩序，随时空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礼别贵贱，礼讲等级差别，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礼本于天”，“礼”的秩序源于宇宙的秩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秩序的价值有神圣性，其中就有合理性、公共性、公义的内涵。这种人与人的差异性社会原则的“礼”不仅受制于“天”，而且其内在精神是“仁”。“仁”高于“礼”。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因此，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孟子首次明确提出为民制产，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不会胡作非为，并接受教化。仁政以土地制度为基本保障，这还是生存权问题，民生问题。小民的基本口粮，家庭成员的温饱，老人的赡养，均是仁政的主要内容。孟子多次提到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粮食如水火那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肉吃等。荀子在肯定人的现实存在的社会性差异时，并没有忘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