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点明了康有为当时的真实处境，除了几个后生晚辈把他奉为“圣人”，摇旗呐喊，在新旧两面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支持者 （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坚定性和否定皇权专制的彻底性早超过了康有为，最铁杆的梁启超后来也一度接近孙中山，差点弃康而去！）

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四十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对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和后来的保皇活动持怀疑态度的，还不止上海商人。当年在日本军校留学的阎锡山读了康梁编辑的杂志后曾叹息，“保皇党岂足以救中国？” 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和伟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经也是维新派争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当即拒绝了维新派的邀请。罗家伦曾经当面请教蔡元培当时为何拒绝，蔡从容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令罗家伦多年后仍觉“言犹在耳”

“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諭，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吧”。(2)

蔡元培何以拒绝变法活动而投身同盟会，康有为为何在上海陷于孤立，上面这段话中可见端倪。西太后为人手段狠毒，但毕竟势力很大，而且对改革并非绝对反对，否则洋务运动也搞不起来。曹汝霖留学日本归来，初入满清外务部，有一次受到西太后召见，西太后向其详细了解日本宪法的宗旨，国会的选举办法，曹汝霖即逐一申说，并强调立宪的重要。而西太后“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曹当时的印象是西太后喜欢揽权，但思想并不顽固，只是缺少关于各国宪政的知识，曹甚至觉得，假如康梁当年能将变法计划，直接向西太后祥加说明，消除她以为变法只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觉，并让她不感觉自己大权旁落，未必不能得太后同意，“惜乎当时维新诸君子，求进之心太切”。(3)

梁启超对待光绪皇帝的态度就给人以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感觉，一方面，梁并不象康有为那样真心拥戴光绪，而且光绪也不过给了他一个六品的官位，据说是因为在受召见时梁的广东口音太重，光绪听不大懂，影响了交流。另一方面，由于维新派事实上卷入了清廷内部的帝党与后党之争，梁又出于宣传的目的必须拼命吹捧光绪为“圣主”，“未来的总统”，同时竭力咒骂慈禧，荣禄等人，其结果是更加激起清廷内部保守派的疑惧，直接导致了慈禧欲废帝的意图和一场政治危机。当时就有人致书梁启超，劝他不要再捧光绪，越捧他越会死得快。(4)

而作为变法最有力的支持者，被康梁“视若帝天”的光绪本人究竟能力如何？翁同和的日记中曾记载，幼年光绪胆小怯懦，成年后的性情，有一段轶事可证。有一天，“童心犹甚”的光绪皇帝突然将管理清宫中安装电灯的“电灯委员”召入，要求立刻安装电话（德律风），委员对称:此物都中不全，应在外洋购办。光绪大怒，斥令一日内寻到，否则掌嘴。最后是由一名原在太后身边的老太监跪地力阻，并搬出西太后警告，光绪才作罢。

当时一位熟悉内廷的官员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说，“且闻当今（光绪）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雷霆雨露，均无一定……借此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固也……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5) 康有为的风格和光绪的脾气可谓半斤八两，所以惺惺相惜，但在旁人眼中，一个是“童心犹甚”，一个是“尚少阅历”，但其实又都老大不小了，国家政治岂能靠这样的人来搞？

胡汉民在自传中也有专文论及康有为和戊戌维新:

“康有为生长广州，聚徒讲学二十年，其得志前后，广东学界颇受其影响，惟余素薄其为人与其学说。盖康居乡，为土豪劣绅之所为，热中奔竞，行不践言；治学则剽窃武断，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当不逮唐之八司马。且是时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国而变为保皇，其理论尤觉每况愈下，故当时对之，绝对不生一种信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