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公车上书真的发生了。当《马关条约》的噩耗传开后，最先向朝廷力争反对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不奇怪，因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场中人，但很快在京的举人们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那些天到都察院上书的公车，络绎不绝。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袵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前来上书的公车，一波接着一波。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以官方档案没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证明没有“上书被拒”一事，似乎不够说服力。都察院对根本没有接收的上书，是否还会记录在案？这是一个疑问；官方档案有没有弄虚作假？这是另一个疑问。根据其他记载，当时被拒收的上书，不止一份。经验告诉人们，官方文书，文过饰非、胡编乱造之处甚多。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车碰头聊天的地方，每天熙来攘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而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一千二百人，时而说有一千三百人，时而又说有三千人，在当时政治势力尖锐对峙的环境下，可以谅解，简单地斥为“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未免过于简单。在许多群众运动中，把三五千人的集会，说成是十万人大会，也是常有的事情。

准确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上签名请愿并上书被拒一事，是否子虚乌有？《公车上书记》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们的计划，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书的。如果付诸实行，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历史巧合，一场发生在1895年的五四运动，将永垂青史。可惜，因为5月2日听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大局已定，公车们请愿阻止，已经太迟了。

公车们还没去请愿就散伙了。后来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绘形绘色地把事件描述为“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举人们“联轨察院前里许”，是5月2日之前的事情。与他前面所述互相对照，可以肯定，5月2日由于和约已成定局，大部分举人都散去了，集体请愿的计划“议遂中寝”。康有为即使坚持去都察院上书，也绝没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况。至于后来不少历史书所写:“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则完全是文学化的描写了。

这种文学描写，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笔下，是康有为和他的门徒自吹自擂，还是别人添油加醋，都无关宏旨，但无论如何，1895年5月在北京举人们不仅仅是“集会”，也不仅仅是“拟上书”，而是确实上书了，不是一份，而是31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1555人。因此，要说虚构，只能说时间、人数上有差异，具体到“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一细节是虚构的。

不管这一系列“公车上书”事件，是反对签约的官员们在幕后操纵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挑头组织的，也不管5月2日那天到底有没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请愿，这些都无碍于我们触摸当年知识分子们搏动的血脉。

1895年的“公车上书”，与宋代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抗金，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政之风，更重要的是，它把个别事件引向了国家政治改革的方向，制造了一场社会运动。许多在北京参与上书的知识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区后，组织起各种民间的压力团体、议政团体，成了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

(摘自《重返五四现场》 作者:叶曙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