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无家可归，将镜子挂在树上刮胡子的男人。图/CFP

1929年10月24日是1929年大崩盘的第一个关键性日子，它后来以"黑色星期四"之名被铭记。

上午晚些时候，英国记者克劳德·柯克本开始向华尔街走去。这时行情机已经开始播报令美国人胆战心惊的消息。"华尔街上已经挤满了人；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时会传出一两声清晰怪异、歇斯底里般的格格笑声"。在布鲁德街和华尔街街角处证交所对面的国库分库前也站满了人，"大家都排着队，目光冷漠地朝前看……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激动、歇斯底里或是气愤。他们的眼神与躺在海滩上或鱼篓中的落网之鱼一般无二"。

在柯克本同埃德加·斯派尔--他是一位典型的英国贵族，华尔街上一家顶级银行的合伙人--就餐过程中，斯派尔被管家红着脸充满歉意地叫了出去，回来后斯派尔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仆人们在厨房里收到了行情机纸条，"他们都在股市中陷得很深"。然后这位英国贵族离开了他的客人，再没有回来，"他的午餐没有吃完；他的妻子和客人们十分困惑，凑合着吃完了饭……可能仅此一次，斯派尔违反了他所珍视的品味、礼仪和好客原则"。柯克本开始明白，在这里，"生活随着股市一起崩溃了"。

沃尔特·李普曼的焦虑

一个月前，沃尔特·李普曼刚刚庆祝完他的40岁生日，他的新书《道德序论》刚刚出版几个月。在这本模棱两可的书中，李普曼阐释着他这一代人的困窘，在他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年轻人都相信，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和社会都是可以尽善尽美的，邪恶可以消除，浪子可以回头"，可是进入了20世纪的20年代，这种乐观的进步和改革情绪全被一片犬儒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取代，昔日的改革家不是成为疲惫不堪的激进派，就是变成了辛克莱·刘易斯笔下的巴比特，"人们赚钱的机会如此之多，考虑政治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李普曼在1927年的一篇专栏中感慨道。

这同李普曼从前对未来的遐想完全不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想象的战后世界应该是另一幅景象："从贫困和苦役中解放出来的人类会把精力花费在写诗作画、探索星球、演唱民歌、在广场上与多拉·邓肯跳舞、在小剧院上演易卜生戏剧上面。我们似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对汽车、电影、收音机、桥牌、庸俗小报和证券市场的嗜好。那是一个我们只相信抽象的人而忘记了只有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时代；是一个我们确信只要重新安排环境就能拯救世界的时代；是一个待产妇为了改善她们后代的头脑和天性而阅读爱默生和H.G.韦尔斯作品的时代"。可如今李普曼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所写的"成熟的人"，"他以坚忍刚毅面对痛苦，因为他会把痛苦从他灵魂的秘密中除掉。他不会为恐惧所环绕，因为没有压力迫使他去攫取任何东西，他对命运也不感到焦虑"。

但是毫无疑问，李普曼自己正为焦虑困扰。他的生活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尽管在当时来看，他似乎春风得意：出版了新书；同时也晋升为普利策家族《世界报》的主编；他还刚刚以51000美元的价格置办了一栋住房；他的女儿马上要出嫁。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位全美最著名的新闻记者有理由忧心忡忡：他的婚姻生活进入了死胡同，女儿的出嫁让他又少了一个感情上的可依赖之人；1920年代末《世界报》在经营上陷入困境，李普曼和前任主编在报纸的报道方针上存在分歧，虽然李普曼有把握让《世界报》的社论版胜过《纽约时报》，但在新闻版上，《世界报》却全面落于下风，"它打算像赫斯特的报纸那样低级下流，像《纽约时报》那样客观准确，像老的《晚邮报》那样有教养"，这让它一无是处。

考虑到所有这些，李普曼于"黑色星期四"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听上去像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共同期待。他鼓励这些年轻但是显然已经无法轻易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从纷繁的世界中脱身而出，在真正稳定的社会秩序出现之前，"要筑起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在这道墙后面，他将像在人类历史上其它凄凉惨淡的年月一样，把他的真正诚意献给无形的理性王国，而不是眼前的世界……世界总要前进，更多的危机会随之而来。但是，如果我们之中有人置身于世事之外，而不感到焦虑和过份担心，而是冷静并进行探索，并能回顾久远的过去，放眼于更为遥远的未来，那么，世界就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世界报》的末日也随着股市的崩溃来临。但这是一次潜伏已久，而且可以预知的灾难，它同1929年的大崩盘并无直接联系。据说《世界报》在1929年一年之内就赔了一百万美元。当赫伯特·普利策--普利策最钟爱的小儿子从欧洲回来接管了报纸之后，这位留长发、身着伦敦裁剪的衬衣，抽加香料香烟的少东家开始挥舞大剪刀降低成本。他不顾李普曼的劝说，毫不留情地让那些已经效力了十多年的记者走人。

1930年的9月，李普曼同《世界报》的合同即将到期。但是他难以下定决心跳离这艘正在下沉的新闻巨舰。1930年圣诞节时，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李普曼说，"我不可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离开《世界报》……无论如何，我在人们的歇斯底里之中，都坚持了试图以冷静清醒的方式说话"。可是他不得不离开，因为赫伯特·普利策终于决定要把《世界报》出售。

换工作对李普曼显然不成问题。他马上就接到了几个邀请。买下《世界报》的罗伊·霍华德希望李普曼继续为自己效力；赫斯特邀请李普曼到《美国人报》撰写署名社论；《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邀请李普曼去负责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先驱论坛报》的里德夫妇邀请他撰写署名社论。最终，李普曼接受了里德夫妇的邀请。在他们签订的合同中规定，李普曼每周为报纸撰写四篇专栏，他可以任意决定字数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