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的手坚定有力，但不聪明"

凯恩斯坚定地站在了罗斯福的一边。在1933年夏天的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凯恩斯宣称"罗斯福总统的思路是极其正确的"，其着眼点在于管理本国货币，防止国际因素的干扰。事实上，英国早在1930年就在凯恩斯等人的倡议下脱离了金本位，并对英镑进行了贬值，从而在国际经济衰退来临时取得了较有利的位置。

在凯恩斯看来，金本位是有缺陷的，因为它缺乏弹性，没有能力适应不断扩张的经济需求。黄金储备应被视作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战备基金"，应该将它与货币的发行切断关系。凯恩斯预测世界最终将向一个中央管理的货币体系发展，以某一国或两国货币为主导，其他国家则以金汇兑本位将本国货币同它们挂钩。这一预测在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而凯恩斯则是该体系的主要缔造者。

不过，凯恩斯很快就陷入了对罗斯福新政是否过于偏左的苦恼中。令他感到不快的是在罗斯福强力推动下通过的"国家复兴总署"法案（NRA），该法案赋予复兴总署过多的权力，使其看上去像是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机关。美国国内那些想要在复苏的基础上恢复市场经济的人们纷纷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凯恩斯。

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上刊发。在信中凯恩斯敦促罗斯福将NRA束之高阁，他将NRA称之为一个"戴着复兴假面具而实质上也许会阻碍复兴"的机构，罗斯福应该致力于促进公众消费和开放市场操作。凯恩斯还对国家复兴总署研究规划司首席统计学家蔡利斯基解释说："不管支出是由政府出资还是由私人资本家出资，我的理论都同样适用……但只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指望政府支出会不断起到主导作用。"

罗斯福没有按照凯恩斯的想法收回自己的政策，也许新政本来就不是经济学教科书的产物，也许罗斯福想保持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试验"的可能性，不过这并没有令凯恩斯产生挫败感，不久他将来到这个最大的凯恩斯主义的试验场，亲眼看看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为他于1932年初开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充实素材。

1934年5月28日，凯恩斯与罗斯福，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和一个革命的实践者，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双方对这次见面都很满意，凯恩斯形容这次会晤"迷人且给人以启发"，罗斯福则说他与凯恩斯有了一次"极好的谈话，对他非常欣赏"。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凯恩斯对罗斯福的手给与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凯恩斯是一个颇有名头的手相师--"坚定而有力，但不聪明又缺乏技巧，相当短的弧形指甲跟商人手指上的指甲没什么两样。"

"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1932年10月10日，凯恩斯在学期的第一节课上对学生们说，讲课的标题将有所变化，从"纯货币理论"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凯恩斯以此开始了他在本学期的八次授课，后来在《通论》中为人所熟知的理论基石在这些授课中渐次展开。

在1933年的新学期中，所有这些基石得到了更清晰的阐述。对剑桥的经济学学生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很快，这种激动的情绪蔓延到了大洋彼岸，后来成为凯恩斯强有力批判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回忆说，与此前凄凉的画面（奥地利学派自由放任的解决方法）形成对比，关于凯恩斯对萧条和正确治理政策进行解析的新闻从剑桥传播开来，"这必然像黑夜里的一展明灯。它提供了一种对疾病极乐观的诊断。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更少痛苦和更加有效的预算赤字形式的治疗方法。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太容易被他吸引了。"

第二年，凯恩斯来到了美国，来实地检测凯恩斯疗法的实际效用。从5月15日上岸到6月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后离开，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凯恩斯作为"一个好奇的观察者而非指导者"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士展开了会晤，为此，他把自己的演讲和纯礼仪性社交活动减至最少。日程安排的如此之满，以至于他在写给莉迪亚的信中抱怨说："我已经吃不消了，我必须离开，因为我现在已不能再吸收更多的信息和印象了。"

凯恩斯对友人说："正是这里，而不是莫斯科，是世界经济的实验室。主持这个实验室的年轻人非常杰出，他们的能力、智力和学问都让我惊叹不已。"美国之行加速了凯恩斯的《通论》之旅，1936年，《通论》问世。

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人终于成为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通论》几乎一夜之间洛阳纸贵，在那些最年轻和最睿智的人群中广为流传，他们把对此前奥地利学派的顶礼膜拜毫不犹豫地转赠给凯恩斯。加尔布雷斯如此描写那段时光，"这是一个对绝望的补救办法，它不是推翻这个体系，而是保全它。在白天，旧经济学仍在讲授。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几乎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

直至现在，连最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是凯恩斯主义使它的主要对手--集权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步伐停滞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对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已经被甩到了身后。凯恩斯成了资本主义的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