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国民党各级部门的中共党员最初也确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去做的。国民党全面开始改组工作之后，中共党员全力投入，自身的组织发展因而受到影响。谭平山就报告说:我们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而现在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我们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他们总是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使我们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据阮啸仙4月间的报告，广东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在国民党内，虽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怀着什么阴谋来利用国民党，看见我们努力的成绩暗生嫉妒，或因我们影响其升官道路而攻击我们，我们都以“忍辱负重”之精神，“为革命家唯一的信条”，不与之纠纷。以至于今天，一般工人、农民只知我们是“好国民党”、“新国民党”，而不知有共产党。鉴于国民党内状告中共的案件日渐增多，尤其众多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一大轻易取得中央及地方高位不满，经中共中央批准，谭平山和林伯渠等还主动请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等职，以示诚意。《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2月10日）；《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年)》第1辑，第223页。

不过，国共终为两党，中共中央虽有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的规定，贯彻起来到底十分不易。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以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为常务委员兼组织、宣传部长等，日常工作实际上均由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跨党人员负责处理，他们要想在上海执行部分管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4省1市顺利开展党务工作，较多援引自己同志在所难免。北京执行部管辖范围更多达15省，从组织、教育宣传，到青年等各部部长及秘书、助理等，大半也都是李大钊、蔡和森、朱务善、于树德、张昆弟、王尽美等跨党人员担任。国民党原来在北方多数省份就缺少基础，唯一有些基础的北京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又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分庭抗礼，李大钊等要想进一步在各省党部开展工作，亦只能选派其熟悉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其他自己的同情者。汉口执行部管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原委派老资格国民党人覃振、张知本主持，二人均因汉口执行部跨党人员太多而未到任，最后不得不改由中共党员林伯渠主持，结果汉口执行部自然也就成为中共人员及其同情者的阵地。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两党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国民党人不了解的是，如此大量地将为数有限的中共党员投入到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中去，其实也并非中共中央所乐见。

一大后，国民党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大量发展党员，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4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两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以上数字多根据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根据执委会各区报告统计，可知上海区原有56人，现有47；汉口区有47人；湘区略增达到149人；京区75人；山东区17人。这里虽缺少广东区的报告，但从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中已知广东区这时也只有同志30余人。即使再加上江西、四川等地的少数党员，总的人数也不过400人左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62、266、275、277页。各地报告党员不见增加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进国民党去了；二因介绍本党同志，务在严极（原文如此），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是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页。报告所称后两项原因过去就存在，并没有太多影响党的组织发展，因此受国民党工作影响，导致中共自身组织发展停滞，无疑是这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以牺牲中共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的发展，这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二十七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79、785页。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Netherlands，1991，pp。864—866。维经斯基注意到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公开声明，更是感到不安。他并非不知道李大钊此举乃是中共党团为对付国民党内反对势力的一种策略，未必真有若何意义根据俄国公布的当时有鲍罗廷参加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可知，针对当时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两党争论问题，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我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本身只是“为了利用它”，因此大可不必过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国民党人进行争论。前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68～469页。。但他在紧接着发表的文章中，仍旧批评鲍罗廷在这一问题上的指导和态度。有什么必要为国民党制定严格纪律和集权化的章程呢？他为此写道:考虑到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阶级的分子，包括部分地主、工业家和商业资本家的代表，“过于使党集权化的章程，可能在将来对国民党左派不利，如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使国民党变成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毕竟，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它需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具有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特殊使命，它不仅要促使国民党走上反帝和民主化的道路，而且还要担负共产国际所赋予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幻想在国民党内保持绝对的统一，而不发生左右派冲突，是不可能的。维经斯基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刚刚发生的土耳其革命的教训，明确认为，中共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维经斯基:《国民党和中国革命》（1924年4月1日），(俄)《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1期。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31~32页。

不难看出，以维经斯基为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让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发展任务的力量。他们过去强烈地反对马林路线，如今进一步发现鲍罗廷其实也在妨碍中共发展。过去苏联大力援助土耳其凯末尔（Kemal）民族主义运动，结果凯末尔取得政权，而共产党成为阶下囚的历史，时刻刺激着他们，必须在帮助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迅速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在加拉罕等人看来，维经斯基等人实在是有点庸人自扰。他声称:这些同志“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考虑到对孙中山的援助力度远大于当年援助凯末尔，并且有鲍罗廷等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直接介入和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中共又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加拉罕根本不相信在中国会存在类似的危险。他坚持说:“国民党在中国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土耳其，越飞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把共产党投入监狱，或者干脆将他们暗杀，它宣布共产党非法，还指责我们支持共产党，因此（同）我们的关系十分冷淡。我们同国民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土耳其，我们只提供了几万支步枪、大量火炮、机枪和1000多万元的金卢布。“在这里我们的顾问参加这个国民革命运动党的中央，我们在这里享有极大的威信，而我们的指示和建议对于党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在广东境内，在国民党执政的地区完全合法地开展自己的活动等等，等等。”“差别是不寻常的”。《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4～415页。

像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一样，尽管在莫斯科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还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最终都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几个人做出最后决定，但基于不同利益的不同工作系统之间，从来都难有有效的沟通机制。每个工作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抱着各为其主的心态，都难免从自己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固执己见，除非最高决策层会做出有别于自己部门判断的决定。对中共比较有利的情况是，这个时候，由于苏联在外交上还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孤立，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因此，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很少有人能够轻视共产国际的作用。这种情况自然加强了维经斯基等人发言的力量。不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说些什么，维经斯基等人还是照样我行我素。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

这包括:第一，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它必然趋于妥协，不能奋斗到底，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而我们的同志实为左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削弱国民党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做法，并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与一致的缺点，必须了解:“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因此，应努力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绝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不但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只能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用国民党的名义加以组织。在工会运动方面，必须由我们自己组织纯粹阶级斗争的工会，而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鉴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233、237、243~244、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