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黄埔去”成为当时热血青年的心声

国民党“一大”确定要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有志青年热血沸腾。华夏男儿，无论东西南北，不分贫贱富贵，都喊出了相同的口号、一致的心声:“到黄埔去！”这个口号，不但震惊了全国青年，而且震惊了全世界。

1924年2月10日，筹委会将拟定的名额分配到各省区。因当时在军阀的铁蹄之下，不宜公开招生，故委托国民党“一大”代表代为招考。

这里说说何叔衡在湖南招生和毛泽东负责上海点的考生复试的故事。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一回到长沙，便按照毛泽东的革命军队是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多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培养党的武装骨干的主张，立即通知本省党的基层组织，将推荐出来的党、团员或进步青年秘密送到长沙清水塘考选。当时的湖南在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都不能公开存在，处于地下状态。因此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湖南的招生工作，也是秘密进行的。说是报考，其实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而数、理、化等科都没有考试。初试合格的，何叔衡给他们办了手续，发了路费，安排分散搭火车、轮船先去汉口，然后再坐轮船去上海毛泽东处复试。到了上海，毛泽东告知还要考数理化。湖南的学生国文成绩不错，但其它成绩却一般。毛泽东组织了上海点的复试，被录取的考生在毛泽东为他们办完相关事宜后，统一送往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这是当时全国招考黄埔军校学生的一个缩影。

盛况空前的第一期开学典礼

1924年6月16日，来自全国的教官和学生，包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500余人，在黄埔岛上隆重举行了黄埔军校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

这天一大早，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舰从大本营出发，江汉舰随同护卫，7时40分抵达黄埔。稍作休息，孙中山就在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训练部主任李济深等人的陪同下巡视学校讲堂、学生宿舍和一些重要场所，并浏览了军校师生名册、教授计划，还与学生进行了轻松愉快的座谈。

上午11时半，军校全体教职员工及学生集合操场，举行开学典礼。

大家依次向国民党党旗、黄埔军校校旗、校总理孙中山行三鞠躬礼。胡汉民宣读了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贺词。孙中山发表了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并向黄埔师生发出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庄严号召。

晚7时，国民党中执委、广州市党部共同公宴了军校教职员工及全体学生。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森及孙科、吴铁城、邓演达等亲自参加了宴会，祝贺军校创办成功。席间，校长蒋介石说了一番感谢和向学生提出希望的话语。宴会一直延续到皓月当空。

成立之初的黄埔军校，以孙中山为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管理、军需、军医六部，戴传贤、李济深、王柏龄、林振雄、周骏彦、宋荣昌分任各部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也在军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及其他工作。就当时条件而言，能够有如此规模，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军校得到了苏联帮助

苏联政府对孙中山办军校十分支持。1924年春，派遣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和契列帕诺夫等四人组成军事顾问小组来到中国。孙中山热诚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表明了“在现今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如果今后在革命斗争中不学习俄国人，那么它肯定不会成功”的愿望。打算要按照苏联的军事制度组织革命军，在南方建立北伐战略基地。并恳切希望苏联顾问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黄埔军校师生。

革命要靠精神，但徒手不能打倒敌人。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当时孙中山亲批了300支粤造七九毛瑟枪给黄埔军校，但兵工厂不以军校为重，仅仅给了30支，只能勉强给军校卫兵守卫用。恰在这时，苏联党和政府给黄埔军校补充了一些枪械。真是雪中送炭！听到这个消息，全校师生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有的甚至喜极而泣。这次苏联援助的枪械中，有长枪8000支，配有刺刀，全是俄国式的步枪，每枪还配有500发子弹；小手枪10支。看到这些晶亮的枪支，大家说，“革命有本钱了”。

“黄埔慈母”廖仲恺

初创时的黄埔，困难大极了。学生的服装只是一套灰布的衣服，没有袜子，赤着脚穿草鞋。住的房子更是简陋得很，当时只有一部分学生借住从前黄埔陆军小学的瓦房，其余就都住在临时用芦苇搭成的棚子里。最要命的是连一日三餐也难以为继，常常是吃了早餐不晓得晚餐，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

这副后勤重担，廖仲恺偏偏主动扛着，毫无半点怨言。当蒋介石讲到困难情形与廖仲恺商量时，廖仲恺总是安慰他说:“你尽管专心去教育学生吧，经费的事我来办。”那时广东的财权和一切税收机关都把持在军阀杨希闵手里。而这班军阀，从骨子里头是反对黄埔军校的，根本不愿意看到军校的存在。张治中在《黄埔精神和国民革命》一书中说到，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讲起筹款时种种酸辣，他几乎落下泪来。有时一天出去，四处奔跑，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还没得着一个子儿。他只好跑到一些军阀的公馆里去，这些军阀斜靠在烟榻上抽大烟，根本不予理睬，要等他们抽完烟后高兴时才能提及钱的事。而且只能说有紧急用途，根本不能说是黄埔军校的经费开支。每要一笔钱，廖先生的心里就要滴一次血。

廖仲恺的言行感动了所有军校同仁，无论是教职员工，还是青年学生，都把他看成黄埔慈母。“黄埔慈母”这一美誉，廖仲恺当之无愧！

随着孙中山逝世和廖仲恺遇刺身亡，军校大权完全落在了蒋介石和以他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手里。这以后军校与孙中山的办校宗旨和遗训就渐行渐远了，革命的黄埔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