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很重视运动，每天要散步叁次(早餐后、午觉后及晚饭前)。晚上散步通常是坐车出去，到黄山风景好的地方走段路。有一次发生一件趣事：因黄山上有个空军基地，虽然山上马路并不宽，但基地裡的卡车却开得很快，使得路上扬起很多灰尘，也不管路旁的行人。有一回正巧蒋先生在路旁散步，他一看到卡车驾驶开得那样快，便叫卡车停下来，然而那些卡车司机平常便不管别人，所以根本不理会蒋先生，照样高速通过。卡车继续向前行驶，遇到走在蒋先生之前的中将级侍卫组高级人员，这些高级人员一看到卡车这样横行霸道，竟不理会蒋先生喊停，便举双手意图拦下那辆卡车，谁知那卡车司机非但不停，还吐了一口痰在高级人员脸上。卡车司机随后又遇到一些武装人员，此时他一看情况有些不对，便赶紧下车逃逸，连车子也不要了。

蒋先生和夫人常出外野餐，且每回都请一位客人一起乘轿前去。有一回他们到庐山野餐，请我一起去，我那时的阶级是中校，另外一位陪侍蒋先生身边的侍卫官则是中将，不料那一次那位中将没轿子坐，我一个中校反而有轿子坐，於是我隻好下来陪他一起走，不料这一走便走了两个鐘头才抵达野餐目的地，因为夫人喜欢到很远的地方野餐。夫人偶尔还会携带出游用的简单炉子，做些蛋炒饭来野餐。

重庆时代，蒋先生与夫人几乎每周都要上黄山，而戴季陶、陈布雷、吴稚暉等先生也常跟著住在山上。蒋先生很喜欢看远方，既乐山又乐水。他也常在郊外询问吴稚暉先生等人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周末时刻他常在郊外，平常时候则多在官邸，没什麼多大变化。直到日本人攻下安顺后，有一天蒋先生突然不睡午觉，要车子载他到重庆郊外去。那天他到重庆郊外一片人跡罕至的田野，下车后拿了拐杖在田地当中来回地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时正在考虑迁都的问题，因为那时日本人已经攻下安顺，安顺离四川很近，所以很多人建议迁都西昌，蒋先生在田野裡考虑过后，便决定死守重庆。

这个难关一过，其他的事便都不是难关。尔后日本人即节节败退，飞机、轰炸也都不来了。但在那之前，日本人的轰炸十分频繁。我还记得有一回在黄山，日本人的飞机又来轰炸，当时蒋先生正在黄山居所阳台外吃午餐，飞机已到头顶，蒋先生却不肯进防空洞。因为蒋先生的居所就在黄山山边，炸弹一丢丢得不准，正好落到崖下去，却炸伤崖下的一位平民。那次炸弹丢的位置离蒋先生居所很近，虽然最后没有造成蒋先生的任何伤害，但情况真是危险极了。

当时重庆遭到日军轰炸，许多地方都起了火。过去当地的建筑并不好，日本人又多投烧夷弹，房屋一起火后，往往得烧个大半天才救得了。我们那时在黄山，经常看见重庆城裡一片片火团。当时的物价倒不怎麼涨，不过米却最值钱。当时我们领的是薪水，还可配给到一点米，我记得一旦将米拿去换钱，还可以换到比薪水多的钱。所以那时有田地的人都很富有，房子因为轰炸的关系反而不值钱。

四川各种重要物资都有，所以日常生活物资如盐、米、糖、鱼、肉等尚不虞匱乏，但奢侈物品如牙膏、牙刷等均较稀少。不过那时大家都很俭朴，即使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坏，大家也都无所谓，每个人心中仿佛都存著几许抗战胜利的希望。所以在当时，共產党势力虽然有所增强，但表面上看来，社会治安、物价、物资、兵源等均不成问题，民心十分稳固。一言以蔽之，当时的社会情形便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日本决定投降，我国对日八年抗战至此方告结束。胜利来临后，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不平等条约全部取消，台湾、澎湖均收回，一切胜利使得蒋先生自信增强，很多时候变得不大听劝。此外，因胜利来得太突然，政府在事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派出去接收失土的人员并未经过慎选，全凭他人推荐与蒋先生个人喜好派遣。例如钱大钧接收上海，陈仪(公侠)接收台湾，便可能是两个大错。钱大钧是个爱钱的人，人们都说他是“钱大勾，勾大钱”；而陈仪又是个军阀，所以台湾才会发生像“二二八”那样的大祸。一下子“接收”竟成了“劫收”，国民政府顿失民心，使得舆论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肆攻击，於是孔祥熙(庸之)被逼退下野，连带地使法币也出了问题。

1948年5月，蒋先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那时我已是他的专属侍从医官，全权负责他的健康问题。当时蒋先生要参加任何会议，都会先询问我当天的健康情形再做决定，所以有时蒋先生会否准时参加某一会议，底下的人因不敢请示，便先打电话来问我。我那时不但要负责蒋先生个人的健康，连蒋先生身边的重要人士如戴传贤、陈布雷、吴稚暉、何应钦等，蒋先生也会要我去看，一方面是去替他们看诊，另一方面也表示蒋先生的关怀之意。所以我那时每天工作都很忙，不但要忙蒋先生的健康，还要替他做亲善工作。

那时蒋先生每次搭飞机出去，共有叁架飞机一起飞。第一架是先遣机；第二架是座机美龄号，共可搭载十一人，包括蒋先生、夫人、侍卫长、武官与副官，有时还有吴国楨(峙之)、黄少谷等人；第叁架则是随从机，搭载侍卫官、侍卫，及行李铺盖等。我原本都坐随从机，后来蒋先生交代我也搭乘座机，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因朝夕相处，我对他的了解也很深。

在那段时间裡，我发现蒋先生确实十分辛苦，几乎每晚都睡不好。共產党势力越来越大，美国人却愈来愈不帮忙。夫人那时表示要到美国，一方面让美国了解我们的情形，另一方面则是求援。当时徐蚌会战已败，情势十分危急，蒋先生便答应夫人的建议，让她到美国去。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蒋先生才吩咐我随夫人一起去，我因毫无准备，一下子脑筋也转不过来，便回答蒋先生道：“报告总统，现在这个时机并不方便随便找人接替我的工作，假使我和夫人一起走了，这裡就没人了。”蒋先生那时一愣，还没来得及想，夫人便说：“达，〔蒋先生与夫人间的昵称，即英文“达令”(darling)之简称〕我看不用这样，我在美国还有医生可以照顾我，熊医官在这儿很重要，还是让他留在你这边吧。”於是蒋先生问我：“你的意思呢？”我说：“我要留在这儿。夫人在美国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可找，且真有需要时，我临时去也来得及。”於是我便未随夫人一起去。如今回想往事，这几句话对蒋先生的影响究竟多大我不清楚，但对我个人的影响却很大。假使当时我和夫人一起走了，也许我自己便会待在美国不回来，就在美国医院待下去，对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都不会参与。所以当时我若真去了美国，将来是否还能把我的家人由四川接到台湾定居，都还在未定之天。当时一念之间做出那样的决定，对我一生的影响确实很大。

那段期间我与蒋先生十分接近，也发现他对国家局势与人事实在担了许多心，晚上皆需依靠药物帮忙才睡得着。后来国家情势愈来愈乱，我们那时还不太能了解局势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只晓得蒋先生处理政事十分辛苦，我也只能好好地照顾他的个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