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官邸始末

我在同济任助教一年半后，教授们很欣赏我的工作表现，决定将我越级升讲师。不料报上教育部去，公文还没下来时，我却接到另一份公文调我回重庆。那是由军事委员会方面发来的公文，要我前往任职，我因在学校做得很好，非常不愿意去，便加以回绝。不久之后我又收到一封信，是父亲写来的，他坚持要我到重庆军事委员会任职，父命难违，我在无奈 下隻好回重庆去。

回到重庆我才知道，原来我家在重庆有栋四层楼房，但因妹妹身体不好，父亲便在重庆汪山修了一栋别墅，专供妹妹养病之用。因那屋前有五株梅花(包括白梅、腊梅、红梅各一株)，父亲十分喜欢那栋房子，故抗战爆发、轰炸开始后，我们全家便搬到汪山别墅去。巧的是，汪山旁隔条山沟的山叫黄山，两山之间有公路可通，当时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看中这座黄山，便将行辕搬至该地，每周均上山办公。蒋先生搬到黄山后，便针对附近住户调查户口，知道我们那儿有栋不错的房子(即我家别墅)，也知道是谁住在那儿，调查得十分清楚。当时蒋先生身边几位高级人员如王惕吾等，都与我家人很熟，也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所以便打算把我调到军事委员会。不料我竟不答应，他们便直接找我父亲，并动之以情，表示我若到军事委员会上班，因离家很近，便可就近照顾家人。父亲听了觉得有理，才写信非要我回去不可。

同济知道我的情形后，还特地让我留职停薪，待一两年后若我离开军事委员会，便可再回同济工作。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上班。初进去时，他们给了我一个少校阶级，并让我在医务所内工作。当时的医务所吴龄深所长是位留德博士，专攻内科，他觉得自己一人忙不过来，需要一位外科辅助，而我专攻外科，便征调我在那儿工作。医务所裡除所长外，另有两名医生和一位男护士。不过那时蒋先生看病仍以吴所长为主，因为吴所长一直都跟著他，其他人隻需为蒋先生以下的其他高官看病。

在侍从室工作是没有星期天与例假日的，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均需待命。刚开始工作时我十分不习惯，医务所的人也都很体谅我，便表示私下可以调班，隻要留一个人在医务所，另一个则可溜回家去。大家一个礼拜可以轮假一次，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家。

替蒋先生医治癤疮是我与“御医”头衔结缘的开始。1943年，我才进官邸服务未几，蒋先生肛门附近便开始痛，吴大夫看过以后对蒋先生说：“这是外科的病，我找熊丸来看。”蒋先生答应后，我便前去替他看病。经过诊断，我发现那癤疮已经化脓，光是擦药无效，应该把癤疮割开，将脓放出，於是便直接对蒋先生说：“报告委员长，这可能要开刀喔！”蒋先生问：“要怎麼开啊？”我说“这很简单，我拿个小刀就可以开了。”蒋先生当时便说：“好啊，你去拿呀！”於是我便带了开刀器具，消过毒，便去帮蒋先生开刀。开刀时我帮他把癤疮割开，把裡面的化脓一放，蒋先生的癤疮便治好了，是个很简单的手术。

其实照规矩讲，那时我应该小心谨慎地请蒋先生到医院治疗，但因我那时年轻，不晓得事情的严重性，便直接替蒋先生进行手术。我替蒋先生治好癤疮后，正好有人提报吴龄深担任军医署署长，蒋先生问他要找谁接替他的工作，他便提议由我担任，蒋先生说：“好，找他来我见见。”待我上去见了蒋先生后，他立刻开门见山地说：“你来做我的侍从医官！”从此后，我便开始了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熊先生自1943年起担任蒋公医官，至1975年蒋公去世，共计32年。在此谓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尚包含至经国先生去世的1988年为止。)

蒋先生夫妇家居生活

蒋先生与夫人在重庆的卧室，是两张大床并排在一起，再以一张大蚊帐将两张床罩住。床的旁边是一间起居室，裡头有两个大柜子，一个放蒋先生的衣服，另一个则放夫人的。卧室外分成两间办公室，蒋先生与夫人各一间，他俩白天各办各的公，夜晚上床睡觉时间亦南辕北辙。蒋先生晚间九十点便上床，夫人则不到一两点不会睡觉；早晨蒋先生约六点多钟即起床，夫人不到11点钟不会起床。他俩的生活方式一中一西，上下床时间全然不同，但两人上下床都轻手轻脚，谁也不吵谁。

我在重庆那段时间与蒋先生接触不多，但仍知道周围的情形。当时重庆市面还很安定，没听过什麼抢案、失火，或示威等情事。交通工具有轿子、叁轮车与公车，因重庆是山城，所以脚踏车不能走，蒋先生到黄山均乘轿子。蒋先生在黄山的房子坐落於山顶，是座不顶豪华的木屋，四周环境十分安静。而蒋介石在四川的轿子习惯上都有叁个轿夫，其中两人抬轿一人换班。故蒋介石要由重庆上黄山，需先搭乘汽轮至长江彼岸的南安，再换搭汽车到黄山官邸，然后乘轿上山顶木屋，约需走八九十阶梯子。

由於蒋先生与夫人在重庆时，有许多时候均需用轿，故在官邸裡确实有一顶专用轿子。当他们要上庐山时，也经常坐轿上去。但来台后，除了到復兴乡角板山之外，那顶轿子便很少用了。过去在四川坐两人抬的轿子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四川多山，轿子是最平常的交通工具，故有“滑竿”的出现。不过蒋先生坐的轿子比滑竿好的地方是：他的轿有盖可遮雨，还有帘可遮挡轿内的人，让外面的人看不见，此外均与一般滑竿相同，是种前后两人抬两根竹竿，当中有把椅子可坐的简式轿，与花轿并不相同。抬轿的轿夫也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绝对不会滑跤，因为一滑跤便没面子了。他们很稳当地上下梯，踩得很稳，我从未见过有哪个轿夫跌跤过。一顶轿共有两个轿夫，前后各一。有趣的是：他们在抬轿时还会彼此相呼应，若前面轿夫看见道路很滑，便呼曰：“滑得很。”后面轿夫听了即答称：“踩得稳。”而前面轿夫若看见路上积水，便先提醒：“前面亮光光。”后面轿夫听了便答道：“后面水当当。”当前面轿夫说：“两边有(意指两边都有人)。”后面便应：“中间走。”这样一问一答，除有交通警示作用外，也表示后面轿夫听到警示。且因都是押韵的句子，故十分有趣。

抗战时四川交通可通印、缅，每回隻要有人出去，大伙儿便托他买些OMEGA表回来，在当时这已是极好的表。当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公车、轿子或脚力，不过蒋先生自己用了轿后，市面上的轿子便渐少了，因为蒋先生认为轿子是种很浪费人力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力修筑马路，提倡单人拉的黄包车(又称人力车)。当时汽车很少，走远路全靠公车，不过那时的公车是烧煤炭的，经常会拋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