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由于引进了一些市场经济机制，企业自主权扩大，许多企业利用价格等经济杠杆体系不完备，在质量和技术规格上弄虚作假以谋取高额盈利。因而出现了经济的盲目状态和重复生产，特别是财政基金和物资基金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交通和建筑业的发展滞后于加工业的发展，使不平衡现象显著。

这些本应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但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下，1971年5月昂纳克上台后，否定了市场经济机制的措施，停止执行"新经济体制"，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到80年代内部管理体制的矛盾又开始尖锐，于是建立了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但依旧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总的说来，民主德国的经济是持续稳步增长的，保持了平均4%的较高速度。但是，越到后来，困难越大。1989年的前10个月，增长率已降到2%，而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已日益削弱，整个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同联邦德国比较，各个方面的差距都拉大了。到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产品已很难打入西方市场。

但是，以昂克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只能完善，不能改革。8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后，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紧随其后进行改革，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则以强调符合自己特点的建设方法为由，来拒绝模仿苏联，并认为民主德国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是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民主德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因此，东德经济上落后于西德的原因之一就是领导人的思想太僵化了，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即使是"新经济体制"也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所以，40年来，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只在如何实行计划管理方面作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进行了某些完善，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整个经济体制还是比较僵化的，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阻碍。对于这点，东德的领导人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两个德国存在的特殊性，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相结合才是造成战后两德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历史原因。但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自然资源、战争损失程度、赔偿数额及外援支持等方面的外在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逐渐降低的，管理体制所焕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对经济发展才是最有影响力的。

因为是战败国，两德按照东西方大国所期望或能接受的社会模式，分别被纳入东西方对抗与争霸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中。西德不得不走"西方化"的道路，其制度、国家结构、政策体系都带有美、英、法等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民主德国也同样走上"苏联模式"的道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德国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然而，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对于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政策设计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传统性和民族性。

显然，西德政府和人民更早地看到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是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婆婆式管理的计划经济之间找出一条不同与凯恩斯主义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设法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 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它是适应德国国情，也是成功的。

相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具有的运转不灵、浪费太大、效率较差的弊病已为人们所公认。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期是有效的，是能动员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较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特别是战争时期。但它不能适应长久的考验，适应科学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质变的需要。不改革僵化的计划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

在这一点上，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思想的确太僵化。民主德国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并没有满足人民群众在各方面的需求，否则为何稍微放松控制，东德的人民群众就潮涌般向西方奔跑呢？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和民心的国家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即使拥有强大的军力也无济于事。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衡量国力和对世界影响力的真正标准也是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因此，在逐渐完善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单单使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命令左右经济，或听从别国的指挥制定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从长远来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强盛，就应该主动融入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主动创造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的即是机遇，也是挑战，而首要的任务并不是从数字上赶超发达国家，应该先满足人们温饱、住房，轿车，电器等各个方面的物质需求。因为这种简单，明了的主张比任何意识形态，比任何哲学和真理都更容易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依赖，更重要的是要走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千万不能违背民意与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