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梭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公开性”不仅被视作人民大众行使自身权利的依据，而且被看成是杜绝政界一切阴谋诡计的根本手段。具体表现在:反对民主程序中的无记名投票，复归古代的唱名、鼓掌表决，1793年宪法甚至要求民事仲裁人“进行判决的评议是公开的，他们应高声发表意见”。国民议会的会议应当是公开的，允许民众旁听，导致实践中旁听者通过鼓掌或呐喊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允许群众举着武器在议会大厅内列队游行示威，直接左右了议员们的意志。

再次，卢梭认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由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此，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即法律，要么是一部分人的意志即命令。 [17]主权是权威的、最高的，所有的其他国家权力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卢梭的这种观点，导致了和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论完全不同的集权论。这种主权不可分割的理论在实践中表现为，国会在政府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权牵制其他部门却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其理论依据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其代表机关行使权力。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悠久深厚的自由传统和习俗约束，赋予国会（议会）绝对权力是危险的，尽管国会是人民的代表机关，但它并不必然可靠。社会契约本质上是一种公意，公益产生于主权者。主权者意味着权利来自一般的人民，而不是君主或者贵族或其他任何团体。政府是臣民和主权者之间的中间体，政府可以是君主制、贵族制或者民主制的，但是它的统治权必须来自于人民的授予。 [18]通过这样一种社会契约，人们创造了一个道德与集体的共同体，一个新的道德共和国出现了。在这种共和国中，人类因缔结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自由，他或得了社会自由和所有权。人类过去只是善的动物，在自然状态下按照本能行事，现在他是道德的存在物，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最后社会契约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而是以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人与人之间身体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管在力量和智力上存在天然的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是人人平等的。 [19]对如何在公民社会摆脱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卢梭不再主张回到自然状态中去寻找答案，而是回到了以德行和爱国主义为纽带的古典城邦国家。“卢梭展示了令人模糊的景象，有时他诚挚地要求个人或心灵摆脱一切限制或权威的权利而辩护；有时他又同样地诚挚地要求个人完全顺从社会或国家，站在了严苛的道德或社会戒律这一边。” [20]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试图回答为什么法国在向民主演变的同时要保持自由是如此艰难。在法国，对自由的要求晚于对平等的要求，法国的教训是:自由并不总是与平等成正比关系的；超过一定限度，平等的原则不足以确保民主的政治活力，反而变成摧毁自由的腐朽和僵死的原则。革命后的法国有平等而无自由。法国此后民主历程的诸多反复似乎可以从此处找到原因。 [21]

接下来再来谈罗伯斯庇尔。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一年多之后，1794年8月，为法国大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罗伯斯庇尔最终也被推上了协和广场的断头台。路易十六（Louis XVI），丹敦（Danton），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这三个曾把握法国命运的人，死于同一个刽子手手下，死于同一座协和广场之上。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实际上是把雅各宾专政的历史送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剧。阿尔贝·索布尔直言不讳:“罗伯斯庇尔是时代矛盾的牺牲品。”罗伯斯庇尔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他前期的恐怖统治是革命所必须的，是大多数人所赞同的而后期的恐怖统治只不过是罗伯斯庇尔的反抗、回击和挣扎，是徒劳的。罗伯斯庇尔成丁革命的祭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对拉斯卡斯说:罗伯斯庇尔成了“大革命的替罪羊”。

早在1758年罗伯斯庇尔出生时，让？雅各？卢梭四十六岁。在受卢梭影响的一代人中，罗伯斯庇尔是突出的一个。还是法学院学生之时，罗伯斯庇尔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与偶像卢梭相见的机会。这个场景绝不异于今天某个追星族得见偶像的狂热情景。罗伯斯庇尔一直自信自己是卢梭的信徒。为什么一个深受卢梭人权、自由、自然思想影响的青年人会拿起手中的屠刀？

罗伯斯庇尔在马拉死后以其极高的声望当之无愧成为了雅各宾派的领袖，并主导立法机构国民公会，成为法兰西政坛首屈一指的人物。当时法国内外交困，面临反法同盟一次次骚扰边境线，并一度打到法国腹地，威胁巴黎。在国内，保王党势力猖獗，待时机成熟，就会卷土重来。国民公会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明枪暗箭，令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仁们不安。像任何一个独裁者所做的一样，罗伯斯庇尔一上场就采取了异常残酷的清洗，在野的吉伦特派头目悉数被杀。令全法国震惊的远非如此，罗伯斯庇尔出台了特别时期的一系列法令，规定发现可疑分子可以不经审查立即处死，这个酷似苏联肃反的政策把法国陷入恐慌。

罗伯斯庇尔所做的一切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革命以来，罗伯斯庇尔一直是一个激进派，然而他也一直激进地反对死刑。早先在三级会议里，罗伯斯庇尔被选为第三等级代表，他一直致力于捍卫“主权在民”，认为权力应该扩展到所有人，甚至包括殖民地的人民。革命爆发后的四年里他一直是反对派，但反对死刑这一主张一直未变。然而就是这个致力于废除死刑的罗伯斯庇尔，1791年在是否处死手无寸铁的国王的会议中喊出了“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这一惊人的口号，后来更是将无数人推上了断头台，其中有他的朋友、同学、同志……

雅各宾派上台后不久，人们围着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嚷嚷着说，革命中“流的几滴血还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嫌“断头台的工作太慢了”。罗伯斯庇尔看着人们因激情泛红的脸说:“你们要遵守法律！”“法律是什么？”人们问。罗伯斯庇尔回答说“法律就是公民的意志”可是公民们继续嚷嚷:“我们就是公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不久，罗伯斯庇尔就颁布了一项法律，它要求革命法庭只在死刑和宣判无罪间作出选择。根据他的这项法令，l793年11月8日，公民罗兰夫人—吉伦特派的革命领袖被送上断头台。同时处死的还有22名法国公民，也都是吉伦特派的领导人。1794年4月5目，公民丹东，雅戈宾派的领袖，被处死。据统计，1793年4月到5月，巴黎审判庭共审讯和处决了大约2750人，在6月的新一轮审判中，短短7周之内，仅在巴黎就有l376人死于非命。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一年之中，法国有3。5万人被处决。在此期间，保护被告人的法律极其软弱，不允许有辩护证人，甚至也不许请律师。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原则，在革命的愤激中遭到背弃，曾经闪耀的理性光辉在血色的浸染下变得暗淡。

罗伯斯庇尔如此的杀人是为了什么？是个人的权力吗？罗伯斯庇尔常常对官员们滥用权力滥杀无辜感到愤怒。是财富吗？他不止一次谴责自己的下属们的腐败行为，而他自己则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以“不可腐蚀者”著称——我们看到了他的不可腐蚀，尤其是在是否要处死某人之时，无论别人对他怎样利诱或是苦劝，他都置之不理，甚至，变本加厉。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他或许从未后悔过，从三级会议开始，他永远是那个义正严词、决不妥协，慷慨激昂地辩论，誓要每个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的那个人。他的理想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财富，而是他虚无缥缈的理想，是为了法国。

罗伯斯庇尔及其领导下的雅各宾专政之所以是最激进的即在于它在思想上是超前的，在方法上是专横的，这也许均可追溯到其心理上对纯粹与完美的追求。罗伯斯庇尔所设计的共和国政治蓝图固然是美好的，但超前并不意味着科学，尤其并不意味着适宜。作为卢梭思想的追随者，他认为共和国的本质美德，这就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孟德斯鸠精神中“真民主者必尚德”的对应，但是孟德斯鸠与卢梭均认为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合法国。而罗伯斯庇尔既将美德作为立国之本，就意味着要将人们的思想统一于“至善”，而正如伏尔泰所说“至善与至恶都是空想”。当罗伯斯庇尔把政治体制的建设归于道德时，他必然得出结论:“在法国革命体制中，不道德的东西都是反政治的，使人堕落的东西都是反革命的。软弱、恶习、偏见是走向王权的道路。”而在维护所谓美德时，恐怖成为“迅速的、严峻的、不屈的正义”。他的至理名言是:“美德，没有美德，恐怖是有害的；恐怖，没有恐怖，美德是软弱无力的。”由于恐怖成为“在祖国最迫切需要时所实行的一般民主原则的一种结论”，它就进而取代了民主的一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