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副场景葛承兵只有在电影里和小说里见过，一般的小说和电影很难描写的深刻准确，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铁骑兵》相比较，描写战争的场面更加真实确切。他还记得有这么几句话:“如果说灾难有气味的话，那么战争散发出来的是烈火，灰烬和死亡的气味。战争--就是苦涩的汗水和鲜血，就是每次战斗后，连部文书手上都有减员的化名册，就是几个幸存者分吃全排战士，剩下的最后一块干面包，就是互相传递着一军用水壶里盛着赤色的沼泽水，就是阻击手叨在嘴里的最后一支烟卷，他一边贪婪的吸着，直到烟头烧到了手指”。

他在回想和他从一个营和一辆闷灌车，分在同一连队，比他晚当一年兵，来自山东枣庄李修海牺牲时的情景。副连长牺牲后，他们在排长的指挥下，七班从左侧，迅速跃过第一道堑壕，这时敌人的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一齐向他们开火，把他们压在第一道堑壕内。这时排长命令；“九班冲”！，这时九班象撤了缰的野马，从中间冲上第二道堑壕。这时敌人慌了阵脚，胡乱地把火力移向九班。这时七班和八班跃进到第二道堑壕。

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迎面击中了李修海的头部，只见他“啊”的一声，一个趔趞，倒在葛承兵的身上，葛承兵把他掖到堑壕的内侧，一摸他满脸是血，要为他包扎，他挣扎地坐起来，拒绝了包扎，“班长，往上冲”，葛承兵以为他牺牲了，心里一酸，把他放下了，接着向第三道堑壕冲去，就在敌人拼命封锁第三道堑壕时，他被激烈的枪声惊醒了，端起冲锋枪跃进第三道堑壕，对着敌人的火力进行猛烈地狂射，他头部的鲜血依然在流，这时他的腿部被子弹击中站不起来了，他趴下了。但他并没有停止战斗，他在浑身是血的身上，摸出了一颗手留弹，拧开盖子，把拉火环套在右手小指上举着，左手向堑壕上的主峰爬去。以惊人的毅力，眼睛紧盯着敌人，一步，两步，三步，最后把手榴弹扔向敌人，他也倒下了。

他还在想刚才他和班里的龙永川，在给李修海整理遗体时，他俩把他抬到第三道堑壕，和其他几个烈士遗体放在一起，将身上的物品解下，用水壶里的剩下一点水，浸湿毛巾将脸上身上的血迹擦了一下，将衣服扣子扣好，做完这些事情，他俩低头沉默了一下。这时这个来自贵州凯里的苗族战士，竟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黄土，均匀地倒在几个烈士身上。

葛承兵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班长你不知道，这是我们苗族人的习惯。在我们苗族人死了，一定要入土，是土地孕育了人，人的生生息息离不开土地，人死了入土以后，很快就能再投胎为人。这把土是我从祖国带来为自己准备的，我不想做异乡的鬼，将来投胎，还要生在我们的祖国，还要生在我们的家乡。他们几个人比我先去了，这是我以我一个苗族人的心意，为他们洒一点祖国的土，愿他们的灵魂早日回到祖国，回到他们的家里。我这口袋里还有一点，班长假如我死了，你就为我洒上一把土，我爸妈会谢你的”。

这时刚刚代理排长的和建军，代理排长才二个多小时，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青指挥员，似乎一下成了身经百战的将军。面对这样一个残不仍睹的场景，和大家木然的神情。实际上他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但是他不能流露出来，也不允许这种情绪影响下面的战斗，他命令步谈机员向指挥部报告:“七连突击排，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打退敌人八次反扑，在炮火的支援下，九点十分，已完全占领二一八高地主峰。包括副连排长在内，牺牲七名同志，重伤五人，轻伤八人，除一些手榴弹子弹外，其他枪支弹药所剩无几。现在在凹部里的一连被敌人压制着，由于在主峰的背面，炮群的火力支援不到，明暗几十个火力点，在白天很难拿下，主峰四周有很多火力点存在着，请求支援”。

继而转向大家:“同志们，副连长，排长，还其他几名同志牺牲了，还有一些受了重伤。我和你们一样，也很难过。指挥所任命我代理排长指挥，我将坚决执行指挥所命令，和同志们一起，那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口气，都要把二一八主峰守住。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我们要准备迎接新战斗。主峰侧面的凹部，一连的同志们还没有拿下来，主峰的四周都有敌人的火力点，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主峰上到底有多少人，时间一长他们肯定要做试探性的反扑。经过一夜的激战，我们随身携带一壶水，两包干粮，可能不多了，趁现在有一点空隙，吃一点，喝一点，然后把所剩的水和干粮集中起来，同时把火力集中起来，选好射击点，做好迎接新的战斗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