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大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工业化的浪潮吸引着无数移民涌向美国寻求致富的机遇，从而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移民限额法”颁布为止，这一时期来到美国的移民达到2000多万人，其中犹太人有200多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欧地区，他们分别信奉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于是，美国新教徒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逐渐下降，新教在美国一统天下的地位开始被打破。这一情况引发了美国土生白人和新教徒的恐慌。怀有强烈宗教偏见的新教徒“害怕外来移民中具有不同信仰的教徒和欧洲思想激进分子会在美国煽动和制造‘骚乱’，从而破坏美国原有的‘社会团结’”，20 就把从东、南欧地区来的移民视为对新教和美国共和制度的一种严重威胁，因而对新移民的宗教信仰百般诋毁和排斥，特别是基督教反犹的传统使其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排斥更为严重。

因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均源于基督教，所以来自东、南欧地区的移民中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与美国新教徒一样，都拥有基督教反犹的宗教文化传统，对犹太人有天然敌对的宗教情绪，他们也加入到了美国反犹主义的行列中。而犹太人千百年来勤勉奋斗、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其子女受教育的程度远高于其他移民，也高于美国本土人，于是犹太人在美国的日益崛起使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仇恨不已。“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偏见之中，很少有基督徒不曾轻视过亚伯拉罕的子孙。传教士从来没有停止过强行要求犹太人改宗，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同时灭绝犹太教。”21

在20世纪初期，美国人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是建立在早期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敌对描述之上的，并且对之加以发挥。“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的商业”、“犹太人引起经济衰退”等观念，尤其是夏洛克式的陈词滥调，在19世纪末期时就已经很明显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时期，犹太人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破坏美国血统的种族上的贱民”、“国家的颠覆性的因素”等观念甚嚣尘上，犹太人因而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到强烈的攻击。

20世纪初，美国国内的排犹现象很严重。破坏者不止在一个城市向犹太会堂扫射，针对犹太人的纵火与爆炸并不鲜见，墙壁上有反犹太的涂鸦，在全美各地的犹太墓地有数百座墓碑被推倒；美国有不少反犹组织，其成员印刷并发放反犹太人的文学作品、报纸，某些反犹主义的报纸印刷精美、价格不菲，一看就知道背后有富裕的赞助商。22 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同过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写明专要“新教徒”以排斥爱尔兰人一样，此时则写明只要“基督徒”；23 在医学界也出现了对犹太医生（特别是牙医和精神病医生）规定限额的要求；房地产主制定公约:“希伯来的后裔免开尊口”；24 在美国约半数的州里，根据基督教传统的“礼拜日法律”将“礼拜日不得营业”的规定强加在犹太店主身上；度假旅馆拒绝犹太人入住的问题依然很严重；美国一些著名社会团体曾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接受犹太人，这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了普遍现象，不少社交俱乐部、互助会和兄弟会都拒绝犹太人加入；国民警卫队和一些艺术学会、住宅区也把犹太人排斥在外；授予军官官职时犹太人也遭到歧视；1922年，哈佛大学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维尔宣布他将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公开做大部分常春藤联盟大学私下里所做的事情，25 此后许多名校以种种方式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美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对犹太学生规定限额。

基督教反犹主义的传统文化理念经过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的大肆渲染和强化，成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再度爆发的反犹主义高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4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二战难民潮的发生，以及美国本土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美国又爆发了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犹太人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全社会的攻击。美国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对犹太人造成的伤害比第一次更甚。

“在1915—1932年间，美国建立的反犹组织有5个，1933年就建立起了9个反犹组织，1934—1939年的5年间，反犹组织竟发展到了105个，这还不包括西部和中西部较小城市的排犹组织。”26 经济大衰退的10年催生了从以农村和小城镇为基础的“银衫党”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阵线”等范围广泛的反犹主义组织。“据估计，在大萧条的那十年中，美国可能有1.5 万名隶属于各反犹主义组织的坚定的犹太憎恨者。”27

20世纪30年代，对犹太人的攻击无止无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以及主张美国不参加二战的人、保守派人士、宗教顽固派、反黑人者和民众鼓动家都提高嗓门，攻击犹太人。在1929年到1941年这段经济大萧条时期，反犹偏见大行其道。美国需要一只替罪羊，而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要求扮演这个角色。28

美国社会上的排犹思潮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造成了美国政府对欧洲犹太人危险境遇的冷漠。20世纪30年代末期，欧洲地区的数百万犹太人处于德国纳粹的铁蹄之下。当犹太难民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纷纷逃离欧洲时，美国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犹太难民实行了排斥性的政策。1939年，满载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客轮驶入纽约港湾，满怀希望的犹太难民们激动地看着海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渴望尽快上岸开始新的生活，然而经过与美国移民局官员交涉后，却被拒绝上岸。走投无路的犹太难民们不得不离去，结果在返回欧洲的途中“圣路易斯”号客轮被德国潜艇击沉，所有难民无一人生还。29

美国在这一时期制定了严格的关于移民限额的制度，使大批战争难民望而却步。二战期间，美国只收容了2.1万名犹太人，而本来它可以收容更多的犹太人以帮助他们脱离苦海。当时在社会上十分普遍的反移民态度和反犹主义的影响下，有70％—85％的美国人反对政府放宽移民签证限额来帮助犹太难民。当时，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新闻媒体都没有进行报道，基督教会、政界、知识界对此也都保持沉默。30 美国政府在1941年以前始终没有颁布重大政策来拯救犹太难民。美国在二战中对待各国难民的态度，尤其是对待犹太难民的表现，在历史上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页。

美国历史上的两次反犹主义高潮，当然是由于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促发了反犹主义的高涨，但是，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美国所秉承的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传统无疑在其中起了首要的推动作用，从宗教文化角度为美国的反犹主义推波助澜。基督教反犹主义的文化传统，为美国反犹主义的孳生和高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成为美国社会反犹主义运动中在较长时段发挥作用的历史因素。

(本文摘自《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