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势力均衡”的旧传统和“光荣孤立”的影子使英国始终定位在充当欧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国当时对外政策的主题。丘吉尔也毫不避讳地说过:“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个，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会以亲德反法”。[10]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国保持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通过均势，它将更大程度上实现并保持欧洲霸权。

其次:以德反苏，实现“祸水东引”

面对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深度恐惧: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积极反苏反共也是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苏的趋向，德国成为东方反苏的第一防线，尤其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11](p。192)他们相信:“祸水东引”是摧垮无产阶级的捷径。如果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使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彼此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和利益就能安然无恙[5] (p。235)，欧洲均势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张伯伦自鸣得意，把《慕尼黑协定》吹嘘为“辉煌的胜利”，以为“祸水东引”已告成功，从此“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完全不卷入了”。[4](p。159)对于三国轴心的成立，英国更是毫无警觉，因为在他们看来，联系三国的纽带是《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反苏反共正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

出于嫁祸于人的初衷，英国自然对德百般纵容，绥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词。

再次:不战而和，维护霸主权益

如果说“反战求和”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思潮，那么，“不战而和”则是上层建筑一种侥幸的政治追求。一战中，英国的损失是无以伦比的。战争还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英国统治阶级也不敢奢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担心战争会动摇他的霸主地位，不敢同侵略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英国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战争，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将毁灭富裕的有闲阶级，于是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9](p。83) 由此可见，对于统治阶级本身而言，“和平”既迎合了社会思潮，又能维持霸主地位的稳定，它是一种漂亮的借口。

当然，“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息事宁人的怀柔外交政策，通过避免战争，可以防止战患的进一步摧残。然而，他却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尤其是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以至达到不断满足侵略者扩张领土的欲望以求避战的境地，这就是“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也为英国在二战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埋下了祸根。然而，张伯伦却说:“我们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引以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2](p。313)如果绥靖获得成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欧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严重的挑战。”[7]

显而易见，“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种维护霸权的手段。它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静，熄灭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牺牲局部利益和他国利益，并以此为条件而与德国达成政治交易，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势力与影响以及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英国经济实力的不济和社会思潮的涌动及当局统治者的诸多考虑，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国际环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国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态势，使英国深感力不从心，不得不妥协避让。然而，也正是这多种因素的重合，历史才走向了“绥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