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政策是英国在新兴的帝国主义进攻面前所采取的一种“调整与怀柔”策略。它以维护既得利益和霸权为宗旨，以损人利己为原则，并于1937年张伯伦主政后真正登上英国历史舞台。绥靖政策的出台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它对当代国际政治外交留下深重的思考。

本文就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作一简要分析，并探讨其深刻启示，以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动因

纵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政治氛围，尤其是英国社会背景，绥靖政策的推行并非偶然，它是多种因素的总和。

1.经济衰败的后作用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经济决定政治；衰败的经济无疑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即使是战胜国的英国，直接损失达120亿英镑，同时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1921年起，英国的失业人数以每年120万人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铁，钢的生产减少了一半，造船业减少88%，机器制造减产1/3，外贸额缩减了一半以上，失业者达工人总数的22%[1] ，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已是衰败不堪，日落西山！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不得不从迫切的内政问题出发，致力于经济恢复工作。然而，这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军备力量的巩固。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 [2](p。43) “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2](p。44)因为统治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 [3]；他们甚至觉得凭英国现有的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付任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上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4](p。182)

可想而知，严重的经济困境对军事实力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英国所采取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调配，不仅没有使经济困境从“节约”中得到改变，甚至还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国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同时，它还造成了内阁的频繁交替。在张伯伦上台前的不到15年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的奇怪现象[5] (p。233)，这就很难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实行一种连续和坚定的政策。相反，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英国公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 [3]这无疑对以后希特勒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进而为绥靖埋下了祸根。

2.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如果探究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最深切的启迪，不妨说是对“反战求和”的热切渴望。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6](p。589)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 [4](p。。115) 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 [4](p。。150)。

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

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对于慕尼黑悲剧，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2](p。304)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2](p。289)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

3.特定的政治安排

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安排是对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也别有用心。

首先:扶德抑法，保持欧洲均势。

“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之一，通过欧洲大陆德，法，俄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均衡”。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战后，《凡尔赛和约》奠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起了以之为中心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因而，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劳合·乔治曾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8](p。123)因此，英国这时的均势政策是要加强德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冲突又互制的关系，用以维护及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地位。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从而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 [8](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