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视角来看，中国的转型模式与上述所有模式均不相同，中国的政治变迁有其独特性，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方面，中国的现体制具有全能主义体制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了新型的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对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政治整合，中国转型模式不能归入已有的类型或模式中的任何一种。

可以说，相对于己有的前面四种转型模式而言，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主导下，通过适应市场经济变革而逐渐形成的“后全能型权威主义”是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的“物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它的特点是，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资源的***，具有强大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以及整合资源的政治优势，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的成功，它在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困难与矛盾，也可以从这一模式的历史特点与结构特点中得到解释。从中国与越南的转型实践来看，这种体制具有更为鲜明的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它向民主政治的发展，一般而言，也更具有自上而下推进的特色。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宏观的系统的类型学考察。

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就必须把中国模式放在与上述这些转型模式相比较这一更广阔的架构上来考察，这种模式比较，可以提供一个宏观的平台，启示研究者从国际转型政治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比较变项中，例如，从历史背景、政治精英形成的方式、转型战略、政治约束条件、意识形态在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转型方式，权威合法性转换，政治参与方式变化，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特点，政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路径依赖程度等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我们自己国家的转型模式的特点。只有通过宏观比较，才能形成具有中国本身特点的政治发展理论。

元老派改革精英的形成与中国变革

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转型道路，而不是选择前苏联那种激进的大爆炸（Big Bang）式的“革命模式”？为什么中国选择摆脱平均社会主义旧体制的道路时，采取的是走向“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而不是急剧的西方式的多元民主化？要解释中国采取的变革路径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从哲学或某种抽象的理论推演，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考察中国变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是研究中国的体制转型的出发点。

以中国而论，中国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对转型模式选择的影响在于，中国在改革以前有一个“文化大革命”，这是激进平均主义理想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异化状态”的产物，极左的平均主义与文化**相结合的旧体制，以荒诞的方式，从反面深深刺激并从而教育了广大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以及执政精英中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其物极必反的后果就是，加速了人们从这一体制的乌托邦幻觉中摆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过程。从人类历史上看，权高位重的上层政治元老精英一般总被认为是传统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与思想保守者，但中国的“文革”灾难，使元老革命家绝大多数均成为被极左体制打击的对象，这些革命元老派的苦难经历，使他们成为体制的受害者并进而大彻大悟，转变坚定的改革者。由于全能主义体制具有的高度集权性，体制内部元老派政治精英的思想转变，对于中国此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以邓小平为首的革命元老人士一旦成为改革精英，他们特有的政治资源，就会有利于形成走向渐进演化的转型路径选择。一方面，革命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家，他们在长期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都十分敏感，当那些可能对政权构成激进挑战与偏离的种种现象或因素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受到他们有效的抑制，他们也决不会放任任何挑战革命理想的激进“革命”发生。这是中国选择威权主义方式，而不是大爆炸的激进方式走出全能主义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相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元老派改革精英，他们在体制内长期积累的威望，使之能有效地整合政治资源，长期的体制内政治经验与阅历，使他们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他们还具有把握火候的微妙的分寸感与平衡能力，他们所拥有的丰厚的组织人脉资源，

使之能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同志，使他们能在推进改革时遇到失误与挫折时，仍然能进退自如。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出自偏远地区党委的、由于前辈年迈或病故的幸运的“减法原则”而乘“直升飞机”上升的戈尔巴乔夫所不具备的。在中国改革进行过程中，执政精英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由于经济发展的实效而进一步增加。这一权威资源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用来推进新的变革，从而最终实现体制的渐进转型。

“中国——越南模式”的演化路径

如果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殊历史路径。笔者注意到，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概念，用来对照中国经济改革时，发现中国的经济变革的政策经验，恰恰与演化经济学理论有着惊人的联系 。2如果我们能从演化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中，进一步提升、抽象、并概括出更具普遍性的演化发展理论，那么，人们一定会发现，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也恰恰同样符合演化理论概括出来的一些基本特点。用“演化政治学”来形容中国转型政治的特点，确实是再适合不过了。我们可以从演化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启示中，对中国三十年的政治发展的特点，在理论上归纳为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中国模式演化的试错性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强调实践中的摸索，来寻求摆脱旧体制的发展路径，即不是从已有的先验原则或信条为基础，而是通过面临具体问题时，运用传统政治体制提供的***权威政治资源，在人的理性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诸多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前，在人的理性决策能力与解决困难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即存在着演化经济学家所称的巨大的“能力－困难缺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实践、摸索、通过“路径障碍，撞击反射，边缘尝试，逐步推进”的方式，逐渐形成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从农村承包制度为起点的农村体制改革到双轨制、分税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均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人们常说，中国改革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与“投石问路”的方式前进的，“投石问路”是“撞击反射”原则最形象的表述:通过投出去的石头受到看不见的东西撞击后发出的声音，来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在信息不全、理性判断力不足的条件下保持最大的安全系数。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暗合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那么，中国政治转型采取的路径也暗合政治演化理论揭示的试错路径与逻辑。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特色，是它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与“非断裂性”。中国转型实践的特点是，强调并尊重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转轨的历史连续性，而不是与历史上形成的秩序断裂，在这一原则基础上，通过“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的方式，稳健地走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到本国社会主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体制的传统，通过这种渐进的“试错”方式，来保证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与规范的缺失，不至于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危机。根据演化理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连续性是受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保障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无形权威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来维系的。执政精英充分调动了这些传统整合资源来维持转型的稳定性。这与当年严复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思想极为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