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走出全能主义
2009年09月15日 22:34书摘 】 【打印共有评论0

第三,中国的政治转型,也与演化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转型一样,遵循着“最小打乱原则”。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政策创新,对既存制度体系的“打破”与“冲击”,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共同体框架“完型性”与历史连续性 。3这样,就能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持之间,维持着适当的平衡,制度变迁需要改变人们惯常的行为模式,但人们适应创新的活动范围,则取决于人们感到制度与决策创新必须约束在恰当的范围内进行, “最小限度打乱原理”充分考虑到制度变迁的适应性、连续性与渐进性。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发展,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三个代表”论、“和谐社会”论的发展路径,均可以体现这一演化路径的特点。

第四,充分重视改革的约束条件,考虑它们的特定情境与特定的脉络。关于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精英在国家制度的限度范围内做出的决定;一方面是受公众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受历史、地理与中国面对的国际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三方面的因素,是理解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政治演进路径的关键。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变化决不是执政精英主观意图的简单外在化,在许多情况下,执政者并没有预定的计划与方案,这种类型的转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是在面对具体问题与矛盾时,在各种现实因素制约下,在政治互动与试错过程中,“不自觉”地逐渐发展出新的模式的。

这种渐进演化模式在转型政治学上有什么特殊意义?渐进演化模式的意义在于,从传统权威资源中,转化出推进改革开放的新的现代化权威杠杆,使整个转型过程始终保持着有效的可控状态,从而避免了变革时期最易出现的脱序危机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转型危机,同时有利于降低转型的政治成本,并避免两极震荡带来的后遗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这种模式发挥特殊的优势有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激进的大爆炸式的改革,对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变革特别不利,因为这一体制内部从来不存在妥协讨价机制与政治文化,而集权体制往往积压的矛盾太多,一旦改革通过激进的方式来推进,长期没有解决的矛盾会使国民的不满情绪以“低频率、高强度”的方式得以发泄,形成巨大的人群在短期内急剧地涌入政治场所,实现被压抑多年的愿望。于是就很难避免发生“政治参与爆炸”。政府难以满足如此急剧增长的政治诉求,这又会进一步引起国民的不满情绪,并进而挑战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形成政治动荡。

事实上,清末新政进入筹备立宪阶段时,就陷入新政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急剧膨胀的问题,正是这一矛盾使清王朝崩亡。而当代前苏联激进转型的失败,提供了激进主义模式高昂代价的实例。政治危机,经济灾难,产量下降,高通货膨胀,卢布贬值,财政收入匮乏,有组织犯罪,资本外流,使西方主张激进转型论的理论家威信扫地。

相反,渐进改革并没有触动原有的政治游戏规则,与原有的社会整合方式,经济改革获得的成效能缓冲、转移并最终消解旧集权体制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矛盾。此外,与激进模式相比,渐进模式决策出了错误后,逆转成本较低,即试错过程中发生问题后,退回来再做第二次选择的努力比较容易实现。

用著名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 罗兰的话来说,渐进改革策略可以减轻事前政治约束,逐步集结进一步改革的支持者,从而加强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并且,又具有事后较低的不可逆转性。4 在许多学者看来,低不可逆转性,更具体地说,就是走出这一步就难以退回,被认为是该体制的一种缺陷,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可逆性特点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优势,它使试错性的制度演化可以通过退回一步以后,再向不同路径反复尝试的方式,来获得最佳路径,而这正是成功改革的真谛所在。

中国转型的“渐进与演化”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常识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模式,它十分接近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逻辑。是一种人们排斥了普遍主义的先验原则,运用试错与经验寻求路径选择的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种路径概括如下:人们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尝试提出某种解决办法,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中,根据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根据行动主体本身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绕过各种思想与观念的障碍,尽可能地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人们的行动一旦产生某种实际结果,这一结果又会促使主体根据既定条件、观念制约、资源约束而对选择做新的调整与修正,行动的结果,又制约了下一步选择,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成果,而不得不再走出新的一步,当新的一步在实际中发生的挫折,矛盾与问题,则可以退回来,找其他办法重新尝试。就这样,人们在不经意中,逐渐创造了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图与理性的设计,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人们主观上想做成什么,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行动,不自觉地做成了什么。这就是试错性的历史变迁。用几个简单的、并不全面的关键词来表达这种变迁方式,那就是,中国改革的行动主体的特定方向感(摆脱旧体制的逆向性),随机性(根据当下事态来决定下一步),试错性(走一步看一步),约束行动选择的观念因素(遵守基本原则的约束条件),支持行动的各种政治资源(国家机器与***组织系统),等等。

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试错过程。邓小平并不知道他开步以后,最后的结果是怎样。这一路径在每次面对挑战时,都会强化一次,概括地说,中国正是通过这种可以被称之为“路径障碍,试错反弹”的方式,逐渐告别了旧体制,并逐渐演化、蜕变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体制”软着陆。

西方激进自由派经济学家为自己设计的休克疗法辩解时,用过的最多的比喻是“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流”,但渐进演化论者批评激进自由派的改革战略时,也可以使用另一个同样生动的比喻,那就是,休克疗法如同“飞机在半空中更换发动机”一样危险。渐进主义者对于如何过河的办法,也可以沿用“过河”的比喻做出如下回应:“过河固然不能分两步跳,但如果一步跳入河中,就意味着淹死在深水区,那还不如在浅水区渐渐会会边摸石头,边学会游泳。”在保持与旧体制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走出旧体制,就是在浅水区边摸石头,边学游泳。这一过程就是试错过程,这两点正是渐进演化模式的关键,这对于理解当今中国政治演化与经济演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演化型的转型过程中,执政精英并没有用泛道德主义的标尺,把传统体制资源判断为无用的废物而予以遗弃,而是体现了严复所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原则,把传统政治资源作为转型过程的政治整合所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来予以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用1906年严复所说的另一句话,体现了“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的原则。我们可以把严复整整一百年前的这句话,作为中国转型模式的十六字真言。

中国模式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在权力体制并没有经过革命断裂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的结构。由于21世纪的中国人把与旧传统、旧世界彻底决裂的革命思维作为核心价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这种对渐进思维的回归,体现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心态与深层思维方式的一种重大变化。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路径的研究,即对中国转型政治学的研究,对于发展出一种与“演化经济学”相呼应的“演化政治学”,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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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萧功秦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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