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爲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却对广东（广州）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干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州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15〕。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来中国贸易，都聚集到广州进行。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Ljungstedt）曾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爲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爲中心。中国各地的産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16〕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七十二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7〕；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猛增至5107艘〔18〕，平均每年爲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9〕。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g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即有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中国各地运到他们认爲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後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20〕

龙思泰於1798年（嘉庆三年）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産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21〕

明清政府爲了发展集中於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22〕，以至於後来发展成爲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和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爲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它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於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後得出结论认爲：

外国商人对於这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於对华贸易的极爲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3〕

这麽一来，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络绎不絶地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爲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其时有人赋诗称颂云：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