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一无二的中国委员会

荷兰东印度公司吸取以往的教训，专门成立负责对华贸易的中国委员会，这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反映出对华贸易对荷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委员会每年秋天开会，根据上一贸易年度的情况决定新的贸易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给每艘来华的商船配备约30万荷盾的银币，规定商船先至巴达维亚以便装载锡、铅、香料等土产，至广州贸易完毕后即直航回荷。至于荷印殖民地，公司每年给一笔财政补贴，不足部分由荷印当局自行解决（注:C.J.A.J＠①ry,op.cit,p.35.）同时严禁巴达维亚私派商船至中国贸易（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为加强控制和监督， 公司董事会任命一名董事随船掌管具体贸易活动，并取消以前大班及其助手所享有的私人仓位特权，代之从利润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予以奖励，防止他们走私（注:C. J. A.J＠①ry,op.cit,p.35.）。

荷兰对新的对华贸易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委员会一成员甚至制作一钱袋，上写“1756年恢复阿姆斯特丹对华贸易特志”（注:C.J.A. J＠①ry,op.cit,p.37.）的字样，等待财源滚滚而来。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为荷兰提供天赐良机，荷兰趁机大量运载茶叶，大发战争财。1758年荷兰茶叶贸易的利润率高达196％，达到18 世纪荷兰茶叶贸易最高点。荷兰从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在1758年是777409荷盾，到1765年增加至2199097荷盾，增长幅度几达3倍（注:C.J.A.J＠①ry,op.cit.，p.81， Table 3.）。当七年战争即将结束时，荷兰加紧增派商船至广州大购茶叶（注:C.J.A.J＠①ry,op.cit,p.37.）。1759～1762年，茶叶贸易占荷兰对华贸易总值从78.9％～89.6％不等（注:Ibid.，pp. 218～219.）。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再次活跃起来。荷兰遂调整对华贸易的政策。1766年规定每年到中国的商船数为:阿姆斯特丹2只，热兰1只，北方或南方地区1只。1774 年为弥补公司力量的不足，允许小商会加入对华贸易活动，但每4年只轮1次（注:C.J.A. J＠①ry,op.cit,p.37.）。从1756～1762年，荷兰年均进口茶叶 16441担，1763～1769年年均28546担，1770～1777年年均34818担（注:Louis Dermigny，La China et L'Occident:Le Commeroe àCanton au XVⅢ[e]siècle 1719～1833，S. E. V. P. E. N. 1964，TomeⅡ，p.539.），1778～1780年年均35497担（注:H.B.Morse op.cit,Vol.Ⅱ,pp.35、40、50.）。

荷兰所进口的茶叶大部分流入英国。由于英国对茶叶科以重税，造成茶价比其他国家高。以武夷茶为例，1756～1762年，伦敦的茶价比阿姆斯特丹高43.91％，1763～1769年高30.11％（注:Louis Dermigny，op.cit.，Tome Ⅱ,p.639.）。因而英国成了荷兰走私茶叶的对象， 而热兰更是走私茶叶的重镇。但是，荷兰不肯出好价购买质优的茶叶，所售的茶叶大都是质次陈茶或在欧洲茶市上属于档次较低的茶种，所以荷兰茶在欧洲声名狼籍，荷兰一名儿成为劣茶的同义语。

进入18世纪以后，英国不断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1780～1784年英荷战争使荷兰海上霸权遭到沉重打击，荷兰对华贸易在1781～1782年基本停顿。荷兰商船受到英国战舰的掳掠，被迫以第三国名义进行贸易。在广州的荷兰商人由于得不到及时财政补充，被迫举债过日（注:C.J.A.J＠①ry，op.cit.，p.40.）。荷兰对华贸易陷入困境。

战争结束后，荷兰马上恢复对华贸易以弥补损失，可惜今非昔比。英国在1784年通过减税法，大幅度降低茶税。与此同时，美国派中国皇后号也于1784年到达广州，荷兰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过，由于英国此时尚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对茶叶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价格仍较高，如武夷茶每磅44 便士，熙春茶每磅121便士，而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只是19便士和69便士（注:H.B.Morse，op. cit.，Vol.Ⅱ，p.116.）荷兰继续向英国走私茶叶，单J.J.Voute &Sons公司在1784～1786年走私入英国的茶叶多达800 万磅，占英国茶叶市场的40％以上。荷兰对打入英国茶市仍持乐观态度，甚至计划将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的茶叶中心（注:C.J.A.J＠①ry,op.cit,p.41.）。

这个计划只是荷兰一厢情愿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