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1651～ 1652 年度， 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举行茶叶拍卖活动（注: Kristof Glamann，op.cit，p.220. ），茶叶成为独立的商品。 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荷兰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除自身消费外，还贩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1666年，英国贵族奥索雷（Ossory）和阿林格顿（Arlington）从阿姆斯特丹带一批茶叶到伦敦变卖，获得可观的利润。当时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售价为3先令4便士，而伦敦则高达2英镑18先令4便士（注:Osbert Lancaster，The Story of Tea，in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Vol.V Ⅱ，No.2，June 1938.）。至17世纪末，荷兰的茶叶贸易规模已较大，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给荷印总督的指示中，要求供应2万磅新鲜上等茶叶 （注: G.Schlegel，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 into Holland， in “T'ong Pao”，Series Ⅱ，V.I，1900.）。进入18世纪， 中荷茶叶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7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荷印当局订购6～7万磅茶叶，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万磅，到1719年，荷兰的订茶量达20万磅（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20、221.）。茶叶贸易的发展，导致茶价下跌，1698年荷兰每磅武夷茶的售价是7.75盾，至1701年跌至2.32盾。阿姆斯特丹的茶叶交易十分活跃，1714年拍卖的茶叶有36766磅（注:Ibid.，p.273.）。

欧洲饮茶风在18世纪已很盛行。茶叶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欧洲国家竞相加入茶叶贸易的行列。英国在17世纪末开始大量运载茶叶回国，法国、丹麦也派船到亚洲收购茶叶。奥斯坦（Ostend）商人更是异军突起，以快速的运输、价廉质优的茶叶打入欧洲茶市。1719年，奥斯坦商人在广州定购了1500担茶叶，超过其自身的运载能力，企图垄断广州茶市（注:H. 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The Clarendon Press，Oxford，1926，Vol.Ⅰ，p.147. ）。奥斯坦商人在欧洲倾销茶叶的结果，使荷兰茶叶在欧洲市场上滞销，阿姆斯特丹甚至出现街头叫卖茶叶的惨象（注:C.J.A.J＠①ry，Pore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 1982，p.20）

面对这种竞争局面，荷兰为维护其地位，竟采取肆意压低在巴达维亚向中国商人收购茶叶的价格。1717年3月2日，荷印当局决定将松萝茶价格压为每担40荷盾（rixdollars），珠茶每担60荷盾，一等武夷茶每担80荷盾。虽然中国商人进行抗争，最后迫于无奈有14艘中国商船按荷兰的定价出售茶叶，但发誓不再与荷兰交易（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16～218.）。从1718年～1722年间， 没有中国商船到巴达维亚。葡萄牙人趁机介入，单1718年从澳门到达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就有23艘（注: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Hague，1948，p.211.）。荷兰为维持在欧洲茶市的地位，被迫以比1717年贵75％的价格向葡商收购茶叶，从而导致严重亏损，单1720 年荷兰茶叶贸易的亏损额就多达3万荷盾，但也只买到茶叶需求量的一半。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此忧心如焚，指令荷印当局设法招引中国商船重来贸易，并准备直接派船到广州购茶。1722年，中国商船又运茶到巴达维亚。（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17～218.）

尽管巴达维亚的间接贸易重新恢复，尽管荷兰纠集英、法、普鲁士迫使哈布斯堡朝查理六世解散奥斯坦公司，但对荷兰来说，中国商船罢驶造成的损失记忆犹新，奥斯坦商人对荷兰茶叶贸易的冲击历历在目，在欧洲国家竞相直接从中国买茶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巴达维亚采购缺乏竞争力的陈茶已无法保护荷兰在欧洲茶市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荷印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按照公司董事会的旨意行事，以各种藉口迟迟不派商船到中国买茶，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此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开辟对华直接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