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大批俄罗斯新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档案，使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密切程度及其影响中国的深度等诸多问题，有了崭新的认识——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俄罗斯新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这大大推动了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在共产国际研究上的热点问题和主要观点如下: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

国内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很少提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作用。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公布，学者们认识到，俄共（布）、共产国际在党的创建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奎松认为，俄共（布）代表威连斯基、维经斯基等人对领导组织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和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首先致力于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在以后使之逐渐转为纯粹的共产党组织。正是由于中共早期组织是在俄共党人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相当欠缺，也造成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缺少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

李颖认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在建党问题上存在着博弈互动的关系，在中共创建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和俄共（布）、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在建党的依靠对象、共产国际的援助及其领导体制、党的工作体制等问题上，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他们在磨合与沟通中走向理解与合作，中共至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

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

学者认为，大革命期间涉及军事、政治、党的建设、重要会议、政策策略的制定等方面，都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控制。

新的档案资料，使学者们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唐宝林认为，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指导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决策和控制是中国大革命历史中发展的主导因素。

敖光旭研究了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初期广东商团事件的关系，认为共产国际介入这一事件，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并成功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它预示着中国国民革命“合力革命”的终结及“阶级革命”的开端，不仅巩固了广东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确立了苏俄在远东的“新兴权威”，世界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移往远东。